从《资本论》全译本问世说出版人责任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200余万字的巨著。由于该书卷帙浩繁，理论深邃，此前中国虽有人试图翻译出版其全译本，但或因政治问题、或因成本太高而没有实现。时间到了1937年，学者郭大力、王亚南有感于中国一直没有《资本论》的全译本，遂决定根据英文版全文翻译《资本论》。但他们和上海的几大书局接洽，都碰了钉子，后来经人介绍，他们找到了艾思奇。艾思奇此时是刚成立不到一年的读书出版社的总编辑，而读书出版社的总经理是共产党员黄洛峰。此前，读书出版社的社长是李公朴，他刚在几个月前的“七君子事件”中被捕。从社长被捕的沉重打击中刚恢复过来的读书出版社，拟定了新的出版方针，要有计划地分批出版一批马列主义原著。此时，艾思奇得知了郭、王两位的计划，立即与黄洛峰等研究，他们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大部头的《资本论》全译本。为了消除两位译者的后顾之忧，读书出版社特地同他们签订了约稿合同，每月预付给郭大力40元版税。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其他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还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专门用于支付郭、王的版税。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即使如此，读书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的决心仍没有动摇。为了保证郭大力安心从事翻译，即将由上海转移到武汉的黄洛峰根据郭本人的意愿，派专人送他回到当时相对稳定的江西赣州老家，进行翻译工作；同时又安排好未来在上海的出版印刷工作。

    黄洛峰到武汉后，郭大力的译稿如约源源不断地寄到他的手中。他则克服资金困难，每月按时给郭寄去预支版税。1938年3月，《资本论》第一卷全部译完，而此时恰逢上海出版业因为战事而暂时萧条，印刷和纸张材料都相对低廉，黄洛峰和读书出版社的董事长郑易里商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将《资本论》全部出版，而不是如原计划的出版一卷后再出另一卷。为此，郑易里于4月给郭大力发电报，请他到上海，和出版社同人一起，边翻译、边付排，流水作业，共同处理排版印刷中的问题，以加速《资本论》的出版。

    此时，从江西到上海的陆路已经因战火而断绝，郭大力绕道香港，到达上海，就住在只有两间小屋的出版社里。6月的上海，已是酷热天气。不受酷暑影响，《资本论》的译排校印流水线紧张启动。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终于在8月31日出版了第一卷，此后于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至此，这部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著作得以以全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资本论》的翻译和出版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是该书即将出版的消息还是被透露出去。消息传开，各界进步人士奔走相告，争相订阅，据说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知名人士都有订购。首次出版的《资本论》全译本是精装三卷本，初版3000套，封面为细纹米黄色布，中间三厘米宽套印红色，其上为“资本论”三个大字。该书设计风格与德文原版基本一致，端庄严肃而美观大气，出版后深受各界欢迎。这个版本后来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多次重印，据不完全统计，发行总量达三万多部。

    《资本论》出版不易，发行更有故事。这部书初版印刷3000套，其中1000套留在上海，分发给预订读者和零售，还有部分以小型包裹形式分寄武汉、重庆。由于此时上海已经沦入敌手，故此其余的2000套分装为20个大木箱，通过轮船发往广州，以转运至内地销售。为了使《资本论》出版后能尽快运送到内地，黄洛峰预作安排，调万国钧到广州建立了分社，以便《资本论》运到广州后，由这里分发到各地，同时也借机为读书出版社在南方的发展建立一个根据地。尽管安排得很周密，但是战局发展瞬息万变，不久广州沦陷，兵荒马乱中，20大箱《资本论》在广州未及运上岸便全部沉入海底。得知这一消息，人在重庆的黄洛峰痛惜之余，当即电告在上海的郑易里，急速再赶印2000套。2000套印出来以后，分批通过湛江陆续发往内地。为了确保安全，郑易里还特派专人押运。但书到了湛江，又被扣留。负责押运的张汉清向重庆告急，黄洛峰通过史良疏通，才得以令法国人放行，运到当时尚未沦陷的桂林，再由桂林分发到重庆及各分社。所以当年在国统区，能得到一套《资本论》是十分不容易的。

    重温《资本论》出版与发行的历史，我们要向前辈们学习太多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以下几点。

    首先，出版人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坚持弘扬、传播进步文化，把向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最高责任。以邹韬奋先生为代表的三联前辈们，明确提出出版工作是“力谋改造社会”，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读物，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成为进步出版事业的堡垒。读书出版社成立伊始，便迭遭打击，经济困难，但当他们知道有人全文翻译《资本论》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出版，哪怕他们此时只有几千元资本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均体现出了捍卫真理、追求真理的努力，即使在今天，这些出版物仍体现出不容置疑的开启山林的伟大意义。

    其次，为了实现出版理想，敢于担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了事业，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早期的读书出版社只有十几个成员，经营环境恶劣，然而，就是在那么两间小房子里，诞生出最伟大的出版物。为了《资本论》的发行，读书出版社的成员冒着危险，亲自押运送货。不仅如此，在抗战的炮火中，他们还出版了一大批进步出版物，以及《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学校》《战线》《大家看》《认识月刊》等杂志。战争年代，百业萧条，三家书店为了发展事业，把书店开到了70多个城市，以自身微薄的力量，同国民党的官办书店竞争，经常店被查封，人遭逮捕。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抗争，力谋发展，不断壮大革命出版事业。

    再次，要像三联前辈那样，始终以读者为本，“竭诚为读者服务”。“竭诚为读者服务”，是三联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自生活书店创建之始便立下的店训。所谓“竭诚”，就是“竭尽心力”“诚心恳意”。以读者为本，要注重出版物对读者的引领和影响，这是三联的核心文化。三联前辈们注重革命性的同时，在出版方面高度重视大众化，即使在学术出版上，也注重对启蒙和现实问题的关注。“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三联人，又通过自己的出版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它昭示了出版社存在的意义，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

    最后，在履行责任的同时，关注市场，掌握商机，发展事业。《资本论》出版过程中尤其令人钦佩的一幕，是读书出版社的掌门人抓住上海印刷业短暂萧条的机会，果断决定将《资本论》一至三卷同时出版。这个决策真的是太英明了！如果不是这样，可能这部巨著的出版又将夭折，因为不久之后，战事扩大，已经是中华大地遍地硝烟了。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三联的前辈们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兼顾事业性与商业性，不仅出版了众多的书刊，还建立起全国规模的发行网络，三家书店，不同时期，分店遍及大江南北，甚至远到敌后和边陲，这简直是个奇迹。三联前辈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创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开通十大银行免费汇款购书、编印《全国总书目》、举办联合广告等，正因为如此，前辈们取得了进步图书出版和书刊推广发行双丰收。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书店也有店格。这个‘格’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地形成的，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和酝酿才被广大群众接受的。我把我心目中的三联书店的店格归纳为八个字：清新、庄重、认真、求实。”在三联书店这备受广大读者推崇的“店格”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三联前辈们的坚守使命、忘我牺牲、竭诚服务、励精图治。今天，我们在感佩三联书店前辈伟大业绩的同时，也应向前辈们学习，像他们那样，坚持出版导向，坚守文化传统，追求思想学术的一流、新锐，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