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领导周巍峙同志在2014年9月12日走完了他99岁的光辉历程。这几天，我被巍峙同志（我一向这样称呼他）的人品和业绩深深地吸引和感召了，不能不把反复出现的一些难忘的记忆写出来。
十大集成
我是9月14日上午赶到巍峙同志的家，向他的夫人王昆同志表示哀悼和慰问，然后向他的遗像三鞠躬。我抬头望去，端庄慈祥的遗像安放在10部大书之上，格外引人注目。我问陪立一旁的巍峙与王昆之子八月，那是10部《中国民族民间集成志书》吗？在八月作了肯定回话后，我面对遗像高声地说：“没有周巍峙，就没有十大集成。”
我为什么如此关注灵堂摆放“十大集成”这一细节，并大声说出去？
大家知道，巍峙同志，从1934年起就投身革命文艺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对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有口皆碑的。由他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十里长街送总理》，由他组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大型革命舞蹈《中国革命之歌》，都已成为永载史册的时代经典。而由他主持编纂的“十大集成”志书，以其质量、规模和学术价值，在灵堂上作为人们仰视与思念的标志性物体，是再适当不过的了，而且必将超越他所贡献的其他时代经典，更长期地为人们所收存所使用。
1979年开始编纂，2009年出齐的“十大集成”志书，共450册、4.5亿字，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10个门类，每一门类都按省分卷，全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戏曲、曲艺、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是对我国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抢救与保护方面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出版工程。
诚然，“十大集成”是多部门、多地区共同协作参与，数以10万余人踏遍高山、草原、密林、边陲，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记录、整理而集其大成的。然而，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直至大功告成，更靠巍峙同志的谋划、操劳与奉献。我翻阅了收在《周巍峙文集》中专门指导“十大集成”工作的23篇文稿，对制订与调整编选规划、确定编选原则与分地分卷指导、组织力量与协调各方、争取经费保障与改善编选条件、审查定稿与安排出版等，都有详尽反复的论述，而各篇论述都围绕一个总的目标，就是保证这项被誉为“建造民族民间文化万里长城”的宏伟工程的高质量，切实防止某一城区、某一角落出现“倒塌”。特别是当编纂工作出现“没有预想到的复杂情况和严重困难”，他又从文化部代部长、第一副部长任上退下来之后，仍然为“十大集成”到处奔走呼号，亲自赴中央有关部门协调，亲自跑财政部协调经费，亲自到有关省市督办。经常陪伴他工作的，是一个二至三人的小班子，到后期，已被人们称为“老集成”了。我曾经对他表示我在任时对这套书做得太少了，而他总是以办成了什么事来体谅他的老部下。正是由于这些记忆涌上心头，我才在灵堂上高声喊出：“没有周巍峙，就没有十大集成！”
特殊考验
我同巍峙同志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段时间还同住在文化部203大院的一个楼里，但真正在工作上有接触，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他把我从教育司借调到大会负责简报编写工作（分两种，供各代表团、观摩团交流情况的“大简报”与直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的“小简报”《情况汇报》）。在6月28日第8期“小简报”上报道现代戏创作与演出曾时兴时衰出现反复的原因时，列举了浙江观摩团在讨论中谈道：“现代戏所以出现反复，是因为小看大，下看上，浙江看上海，看北京”；在杭州“有时招待内宾，甚至叫我们演出《五花洞》《活捉张三郎》，而现代戏却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我们方向模糊了。”粉碎“四人帮”后查明，1962年6月下旬，江青在杭州住汪庄时多次点戏，由负责警卫的浙江公安部门通过文化部门安排京剧团演出，被她点的戏就有当时禁演的《五花洞》《四郎探母》等。我们在1962年会演编稿时，只是按发言内容反映了情况，并不了解浙江观摩团发言者所言内情，而且还引出不同意见的发言：“有的领导看某些坏戏，是为了调查研究，所以只是内部观摩演出，这和对外公演，要有区分。”
这期“小简报”送出后，首先引起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注意，他批示要对这期“小简报”反映的事“逐一查清”。江青（时有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顾问头衔，并出席大会领导小组会议，观摩一些场次的演出）阅后认为这是“小简报”造她的谣，严令中宣部要周巍峙予以澄清和检查。“文革”当中，江青更是说陆定一伙同周巍峙对她进行政治陷害，还公开指使浙江造反派批斗当年为她安排演出的浙江文化、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员，有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含冤而死。对巍峙同志的审查批斗，从北京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持续8年之久，直至1975年被“解放”为止。这期间，不仅是强迫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要对你日夜折磨，遭受“皮肉之苦”。
“小简报”事件，对巍峙同志来说，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磨炼，而留给人们的却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巍峙同志在人们高举“革命旗号”的极大压力下，也违心地作过多次检查，但他对强迫他承认伙同陆定一陷害江青这一关键情节，却始终以“自我检查”的名义对事情的真相认真地做出解释。应当说，这在当时，是做到坚持原则、保护自己的一种最佳选择了。“小简报”是在编好后送他审稿的，如果简报组未将内宾在浙江看戏一事编入，这后来的横祸也不会降临了，但他只检查自己，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把我这个简报组组长牵扯进去，使我幸运地在“小简报”事件上“安全过关”。“文革”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干部群众，只要不是有野心，不是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犯了罪的，他都能够谅解。这也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巍峙同志及其全家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比许多处于逆境的同志都更惨重，但他心胸宽阔，目光远大，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众望归一
我读过关于巍峙同志的两部书。
一部是他80岁生日时，同辈与晚辈们评述他的思想和业绩的《众口说老周》，一大厚本，其中也有我的一篇。
一部是他90岁生日时出版的《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收入1932年至2006年70余年的文稿，共5卷。我出席了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向他学习和祝贺。
巍峙同志对这两件事都有说法。对前者，他发言称“八十生日谈人生感悟”。对后者，他讲了两句话：“年方九十说历史不短”；“年方九十说自己还年轻，来日方长”。
我的读后体会，一时说不好，还是借助巍峙同志的一首《八十自嘲》（也是自谦）诗来表达可能更传神：“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60载，一个打杂工。”这60载，也可延伸为80载、90载，是人的一生之意。我看到的是：身居高位时全无官架子，创建伟业时总是显得很平凡，担任一把手时善于团结一班人，为他人当助手时甘心情愿承担琐事杂务。文艺界常因意见分歧发生内耗，而他却能同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保持联系，成为团结的稳定的使人放心的因素。1996年12月，在中国文联换届大会前夕，原拟任文联主席曹禺突然因病辞世。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周时间了，这时，从党中央到文艺家们都想到一个人，都推举巍峙同志出任主席一职，真是众望归一，达到了罕见的高度一致。我这个文艺界的局外人也被感召，在1996年12月21日写信给巍峙同志：“今日得知您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向您表示祝贺。80岁高龄担此重任，定能以您的威望和影响，增强整个文艺界的团结，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同时千万不要过于劳累，日常工作由专职班子管，抓抓大事就可以了。这是我——一个在关键时期得您的关怀与支持的人，向您提出的建议。”
巍峙同志不负众望，弹精竭虑，为广泛团结全国文艺界、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在祝贺信中提到巍峙同志在关键时期对我的关怀与支持，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他任文化部代部长以及其后的一段往事。1982年5月，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实行“五合一”，中央为文化部任命了新部长，巍峙同志由代部长、党组书记改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大家都说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名位得失。他关心干部，但从不对他关心过的人表露自己的关心。出版局归文化部领导后，1984年至1985年文化部酝酿增加领导成员，我被提名为副部长人选报中央审批。这期间，文化部按中央部署进行整党，党组分设两个领导小组分管整党工作和业务工作，我被指定参加分管业务工作的领导小组。对我的工作安排，是以朱穆之同志为班长的文化部党组集体的决定，也有文化部广大干部的支持（经过文化部系统干部无记名投票考核），但我从旁得知，巍峙同志是积极有力的支持者和推荐人。这时，我和巍峙同志的接触也比过去多了，但他从未向我透露过什么，一句半句都没有，当然我也没有为自己的工作向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10多年后，即1997年3月26日，这时巍峙同志和我都早已离开政府文化工作岗位，在我去看他顺便提起这件事时，他认真地说，如果那个时候私下对你说是我首先向穆之同志推荐你的，不就是没有组织原则了吗？我的老领导，就是这样关怀干部又讲原则，令我肃然起敬，铭记在心，终身受用。
巍峙同志是事业大成之后，高龄辞世。他一生高风亮节，对身后之事也留下遗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他的夫人遵嘱，只在家中设置灵堂，供亲友吊唁。我去时按报上所载，说是98岁高龄了，王昆同志认真地纠正说是99岁了，我接下话茬表示，也可以说是百岁老人了，以印证他90高龄时还有“来日方长”之言。王昆同志又想到自己，说她也90岁了。我也顺着说了一句：“我才85周岁呢！”当然，这都是表露一种精神。近些时日，我因感怀巍峙同志的崇高人品而胜过了因知遇之恩产生的个人悲痛，深情地思念着与思考着。我的老领导、好领导，人不在了，而人品、思想和业绩仍将常在、永在，继续鼓舞着我们以及其后的人们！
人物简介
周巍峙，男，原名周良骥，1916年6月生，江苏东台人。中共党员。
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生献身文化事业。
1977年起，周巍峙同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代部长、第一副部长等职。从1996年12月至今，周巍峙先后担任第六届、七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国文联名誉主席。
周巍峙同志主持编纂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建设“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的系统工程，其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由他担任主编、副主编。
周巍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9月12日4时34分在北京逝世。
我的老领导周巍峙同志在2014年9月12日走完了他99岁的光辉历程。这几天，我被巍峙同志（我一向这样称呼他）的人品和业绩深深地吸引和感召了，不能不把反复出现的一些难忘的记忆写出来。
十大集成
我是9月14日上午赶到巍峙同志的家，向他的夫人王昆同志表示哀悼和慰问，然后向他的遗像三鞠躬。我抬头望去，端庄慈祥的遗像安放在10部大书之上，格外引人注目。我问陪立一旁的巍峙与王昆之子八月，那是10部《中国民族民间集成志书》吗？在八月作了肯定回话后，我面对遗像高声地说：“没有周巍峙，就没有十大集成。”
我为什么如此关注灵堂摆放“十大集成”这一细节，并大声说出去？
大家知道，巍峙同志，从1934年起就投身革命文艺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对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有口皆碑的。由他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和《十里长街送总理》，由他组织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大型革命舞蹈《中国革命之歌》，都已成为永载史册的时代经典。而由他主持编纂的“十大集成”志书，以其质量、规模和学术价值，在灵堂上作为人们仰视与思念的标志性物体，是再适当不过的了，而且必将超越他所贡献的其他时代经典，更长期地为人们所收存所使用。
1979年开始编纂，2009年出齐的“十大集成”志书，共450册、4.5亿字，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10个门类，每一门类都按省分卷，全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戏曲、曲艺、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是对我国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抢救与保护方面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出版工程。
诚然，“十大集成”是多部门、多地区共同协作参与，数以10万余人踏遍高山、草原、密林、边陲，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记录、整理而集其大成的。然而，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直至大功告成，更靠巍峙同志的谋划、操劳与奉献。我翻阅了收在《周巍峙文集》中专门指导“十大集成”工作的23篇文稿，对制订与调整编选规划、确定编选原则与分地分卷指导、组织力量与协调各方、争取经费保障与改善编选条件、审查定稿与安排出版等，都有详尽反复的论述，而各篇论述都围绕一个总的目标，就是保证这项被誉为“建造民族民间文化万里长城”的宏伟工程的高质量，切实防止某一城区、某一角落出现“倒塌”。特别是当编纂工作出现“没有预想到的复杂情况和严重困难”，他又从文化部代部长、第一副部长任上退下来之后，仍然为“十大集成”到处奔走呼号，亲自赴中央有关部门协调，亲自跑财政部协调经费，亲自到有关省市督办。经常陪伴他工作的，是一个二至三人的小班子，到后期，已被人们称为“老集成”了。我曾经对他表示我在任时对这套书做得太少了，而他总是以办成了什么事来体谅他的老部下。正是由于这些记忆涌上心头，我才在灵堂上高声喊出：“没有周巍峙，就没有十大集成！”
特殊考验
我同巍峙同志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段时间还同住在文化部203大院的一个楼里，但真正在工作上有接触，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他把我从教育司借调到大会负责简报编写工作（分两种，供各代表团、观摩团交流情况的“大简报”与直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的“小简报”《情况汇报》）。在6月28日第8期“小简报”上报道现代戏创作与演出曾时兴时衰出现反复的原因时，列举了浙江观摩团在讨论中谈道：“现代戏所以出现反复，是因为小看大，下看上，浙江看上海，看北京”；在杭州“有时招待内宾，甚至叫我们演出《五花洞》《活捉张三郎》，而现代戏却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我们方向模糊了。”粉碎“四人帮”后查明，1962年6月下旬，江青在杭州住汪庄时多次点戏，由负责警卫的浙江公安部门通过文化部门安排京剧团演出，被她点的戏就有当时禁演的《五花洞》《四郎探母》等。我们在1962年会演编稿时，只是按发言内容反映了情况，并不了解浙江观摩团发言者所言内情，而且还引出不同意见的发言：“有的领导看某些坏戏，是为了调查研究，所以只是内部观摩演出，这和对外公演，要有区分。”
这期“小简报”送出后，首先引起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注意，他批示要对这期“小简报”反映的事“逐一查清”。江青（时有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顾问头衔，并出席大会领导小组会议，观摩一些场次的演出）阅后认为这是“小简报”造她的谣，严令中宣部要周巍峙予以澄清和检查。“文革”当中，江青更是说陆定一伙同周巍峙对她进行政治陷害，还公开指使浙江造反派批斗当年为她安排演出的浙江文化、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员，有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含冤而死。对巍峙同志的审查批斗，从北京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持续8年之久，直至1975年被“解放”为止。这期间，不仅是强迫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要对你日夜折磨，遭受“皮肉之苦”。
“小简报”事件，对巍峙同志来说，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磨炼，而留给人们的却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巍峙同志在人们高举“革命旗号”的极大压力下，也违心地作过多次检查，但他对强迫他承认伙同陆定一陷害江青这一关键情节，却始终以“自我检查”的名义对事情的真相认真地做出解释。应当说，这在当时，是做到坚持原则、保护自己的一种最佳选择了。“小简报”是在编好后送他审稿的，如果简报组未将内宾在浙江看戏一事编入，这后来的横祸也不会降临了，但他只检查自己，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把我这个简报组组长牵扯进去，使我幸运地在“小简报”事件上“安全过关”。“文革”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干部群众，只要不是有野心，不是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犯了罪的，他都能够谅解。这也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巍峙同志及其全家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比许多处于逆境的同志都更惨重，但他心胸宽阔，目光远大，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众望归一
我读过关于巍峙同志的两部书。
一部是他80岁生日时，同辈与晚辈们评述他的思想和业绩的《众口说老周》，一大厚本，其中也有我的一篇。
一部是他90岁生日时出版的《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收入1932年至2006年70余年的文稿，共5卷。我出席了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向他学习和祝贺。
巍峙同志对这两件事都有说法。对前者，他发言称“八十生日谈人生感悟”。对后者，他讲了两句话：“年方九十说历史不短”；“年方九十说自己还年轻，来日方长”。
我的读后体会，一时说不好，还是借助巍峙同志的一首《八十自嘲》（也是自谦）诗来表达可能更传神：“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60载，一个打杂工。”这60载，也可延伸为80载、90载，是人的一生之意。我看到的是：身居高位时全无官架子，创建伟业时总是显得很平凡，担任一把手时善于团结一班人，为他人当助手时甘心情愿承担琐事杂务。文艺界常因意见分歧发生内耗，而他却能同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保持联系，成为团结的稳定的使人放心的因素。1996年12月，在中国文联换届大会前夕，原拟任文联主席曹禺突然因病辞世。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周时间了，这时，从党中央到文艺家们都想到一个人，都推举巍峙同志出任主席一职，真是众望归一，达到了罕见的高度一致。我这个文艺界的局外人也被感召，在1996年12月21日写信给巍峙同志：“今日得知您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向您表示祝贺。80岁高龄担此重任，定能以您的威望和影响，增强整个文艺界的团结，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同时千万不要过于劳累，日常工作由专职班子管，抓抓大事就可以了。这是我——一个在关键时期得您的关怀与支持的人，向您提出的建议。”
巍峙同志不负众望，弹精竭虑，为广泛团结全国文艺界、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在祝贺信中提到巍峙同志在关键时期对我的关怀与支持，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他任文化部代部长以及其后的一段往事。1982年5月，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实行“五合一”，中央为文化部任命了新部长，巍峙同志由代部长、党组书记改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大家都说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名位得失。他关心干部，但从不对他关心过的人表露自己的关心。出版局归文化部领导后，1984年至1985年文化部酝酿增加领导成员，我被提名为副部长人选报中央审批。这期间，文化部按中央部署进行整党，党组分设两个领导小组分管整党工作和业务工作，我被指定参加分管业务工作的领导小组。对我的工作安排，是以朱穆之同志为班长的文化部党组集体的决定，也有文化部广大干部的支持（经过文化部系统干部无记名投票考核），但我从旁得知，巍峙同志是积极有力的支持者和推荐人。这时，我和巍峙同志的接触也比过去多了，但他从未向我透露过什么，一句半句都没有，当然我也没有为自己的工作向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10多年后，即1997年3月26日，这时巍峙同志和我都早已离开政府文化工作岗位，在我去看他顺便提起这件事时，他认真地说，如果那个时候私下对你说是我首先向穆之同志推荐你的，不就是没有组织原则了吗？我的老领导，就是这样关怀干部又讲原则，令我肃然起敬，铭记在心，终身受用。
巍峙同志是事业大成之后，高龄辞世。他一生高风亮节，对身后之事也留下遗言，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他的夫人遵嘱，只在家中设置灵堂，供亲友吊唁。我去时按报上所载，说是98岁高龄了，王昆同志认真地纠正说是99岁了，我接下话茬表示，也可以说是百岁老人了，以印证他90高龄时还有“来日方长”之言。王昆同志又想到自己，说她也90岁了。我也顺着说了一句：“我才85周岁呢！”当然，这都是表露一种精神。近些时日，我因感怀巍峙同志的崇高人品而胜过了因知遇之恩产生的个人悲痛，深情地思念着与思考着。我的老领导、好领导，人不在了，而人品、思想和业绩仍将常在、永在，继续鼓舞着我们以及其后的人们！
人物简介
周巍峙，男，原名周良骥，1916年6月生，江苏东台人。中共党员。
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生献身文化事业。
1977年起，周巍峙同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代部长、第一副部长等职。从1996年12月至今，周巍峙先后担任第六届、七届中国文联主席，第八届、九届中国文联名誉主席。
周巍峙同志主持编纂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建设“中国文化万里长城”的系统工程，其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由他担任主编、副主编。
周巍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9月12日4时34分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