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的执著与坚守 ——马通先生自选文集《边塞纪事》读后
一
20世纪40年代，位于现在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有一个清真灶，学校里信仰伊斯兰教的同学，都在这个清真灶就餐。为了管好灶，经大家提议，成立了一个 “回民同学会”。
“回民同学会”是一个由穆斯林大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有理事数人，一个来自甘肃张家川（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法律系学生被推选为理事长。不久，他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冯虚（冯增烈，1926年—1996年）等人一起，创办了一份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与伊斯兰教的刊物——《新录》。从此，他开始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写的文章，主要是向读者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和伊斯兰教教义，比如《为什么回民不吃猪肉》、《为什么回民不食血液》、《回民不食没有诵真主之名屠宰的牛羊肉》、《回民婚丧礼仪》等。
《新录》为不定期刊物，办刊经费依赖穆斯林学生的捐助，经费很困难。1949年西安解放后，大多数同学走上了工作岗位，刊物也就停办了，前后共四期。然而，他探究回族历史、伊斯兰教历史的热情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他一生执著追求与坚守的志业。
在学习法学史时，涉及罗马法和伊斯兰法，从此他“知道了《古兰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还是一部法学典籍，是可以研究的”（本书P1）[1]。他的家乡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他的家庭是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从幼年时期就听到教派、门宦中的一些矛盾与斗争，以及发生械斗的情形”，因而想到“教派与门宦”问题的研究，“经过与同学们交换意见，认为这个课题很有现实意义，从此就开始翻阅报刊杂志，访问一些宗教界人士，走上调查研究的漫长岁月”（本书P176）。思考的种子和问题的意识，在他的大脑里扎下了根。这是他漫长学术人生的开始。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的名字还叫马春华，还有一个经名，叫尤素福。但后来真正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马通。
在他迄今为止勤谨、执著于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的六十余年中，一共撰写了七部专著、五十余篇论文，主编了两部志书、七部论文集和资料集，还参与了三种辞书词条的撰写。
他的代表作是《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细致周密，精见迭出，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被称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备受国内外学界推重。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德国学者雷尼·戴凌称其“资料室分稀罕，学术价值很高”。[2]有人称他为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3]，有人称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研究的奠基人，有人称他为我国苏菲派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奉献者[4]。
他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二
1927年，马通生于甘肃张家川一个经营皮货的富商之家。5岁入学校读书习字，也常去清真寺学习阿文。小学毕业后，决心去秦安县的中学读书。1942年中学毕业，只身赴兰州，考入甘肃政法学院附中。1946年7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1946年4月，西安解放，还未毕业的马通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参加工作。11月，受派赴甘肃进行社会调查。1950年5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不久便随委员会迁兰州。1951年初，他被调至甘肃省民委，成为时任甘肃省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民委副主任马青年的秘书，后又随马青年到临夏地委工作。工作之余，他延续着大学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着意于民族、宗教问题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并撰写了三四万字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提纲，自此在学术田地经之营之，孜孜矻矻，六十余年。
2000年，马通73岁，撰写了《古稀回顾》一文，简要回顾了他的学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他在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些论著中，专著、论文集、志书、辞书，均已出版，有的甚至三版、四版，但五十余篇论文却从未结集。十年后，他终于腾出时间，编集了这部文集。因他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是临夏、兰州，古为边徼之地，为了纪念，便取名为《边塞纪事》。
这部集子，虽以“边塞纪事”为名，但所述不限“边塞”，而文体也不仅仅是“纪事”，所收四十八篇文章中，既有撰写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也有怀人、纪事、纪行、会议发言等散文、杂著，还有两篇序文。依照主题，他将之大致分为三类：“民族问题”，“宗教思想”，“历史人物”。这样的分类，仅仅是大略；这样的书名，仅仅是一种泛称，表达的或许是他感念过往、心系乡土的一种心绪。
三
回族史的研究虽然早在清代已由顾炎武、钱大昕等人开其先声，但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还是相对晚近的事。20世纪20年代以降，回族史学进入一个全面创基的时代，陈汉章、陈垣、金吉堂、傅统先、马以愚、白寿彝等，先后注目这一领域，富有论著，尤以白寿彝先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工作”[5]。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众多学者沉浸其间，著述纷然涌现，成就斐然。这是一个在回族史研究基础上，开拓新的学术疆土，奠基回族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很多学人为回族学的开创、发展、繁荣贡献了他们的热血和青春，我们可以列出一个不完全的著名序列：白寿彝、杨志玖、冯增烈、马通、马寿千、李松茂、林松、金宜久、杨怀中、杨大业、马启成、余振贵等。在这个序列中，马通因其对西北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如果仔细梳理马通迄今为止的著述年表，不难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论著撰写或发表的时间，是在1981年以后。有些问题虽然萌生久远，比如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思考，但真正结出果实，则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最早出版于1983年；而他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最早发表于1981年，就是本书收录的《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
1981年是什么时候？那时冻地初解，惊魂甫定，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刚刚恢复，他是这个研究所在“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人员之一。
再往前推三年，是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宗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提出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世界宗教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写出观点正确、详细占有材料的佛教史、基督教史和伊斯兰教史”。对他来说，这不啻一个喜讯。[6]
再往前推两年，是1976年，他刚刚恢复工作，工作作关系虽然还在临夏，但已到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
再往前推，则是犹如一场噩梦的十年“文革”。
可以说，直到那时候，即20世纪80年代，马通才获得了学术生命的新生，“学者马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自此之后，文章如细雨，绵密无尽，未尝稍歇。本书所收全部论文，就撰写或发表于1981年至2007年的二十六年间。
二十六年，四十八篇，仅以数量而论，委实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二十六年，也是他七部专著、七部论文集和资料集、两部志书的撰写、编辑、增订、出版的时间，是三部辞书词条的撰写时间，也是参与、组织、主持全国几次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时间。
四
对于历史学而言，研究的方法固然千条万条，但是研究的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求真”。
近代以来，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时代主题，关乎物质、技术、应用等层面的自然学科勃兴，而关乎精神、伦理、道德等层面的人文学科，渐次衰歇。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经世价值，也渐渐被人忽视，也很少有契合的场域，甚而有人抛出“史学无用”的论调。
然而，于此适成反调的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经世价值，却随着旧社会、旧观念、旧政策的崩解和新时代、新文化的崛兴，而愈来愈受到重视。
马通对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研究，虽有对人、事、物的缜密考订，如论东乡族族源、论郑和、论关里爷、论西道堂、论马化龙、论门宦制度，等等，但更多的，在我看来，则饱含着以“求真”为基石的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经世之心。他主张将民族工作与民族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宗教工作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的观点，二十余年，一以贯之。他曾说，“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而以应用研究为主”（本书P18），“一个宗教管理工作者，也应当是一个宗教研究工作者”（本书P25），这是他发表于1985年的《论宗教研究与宗教工作的关系》一文中的话。“研究民族问题，既要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研究上，也要重视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研究与总结。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才能正确解决现实的民族问题”（本书P12），这是他2002年在三亚全国回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民族问题与回族学研究》中的话；“民族研究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P14），这是他发表于2005年的《民族研究工作需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发展和创新》一文中的话。
而他的研究方法，如他所说，“是以调查研究为本，以事实为依据，不夸张，不偏袒，做到实事求是”（本书P2）。他还说，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对人对事要以诚实为贵；二是“说话做文章要留有余地，处事不能绝对化”；三是“研究问题要有创新”。（本书P13）
在发表于2007年的《论民族与宗教问题》一文中，他冷静而客观地重申以往的观点，并对一些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现象深感忧虑，比如，被横扫的封建特权又有复活迹象，教民的经济负担增加；比如，有的教派分家后，在干尔麦里时，有时会发生打架等事件。如此种种将影响教内团结和社会稳定。（本书P10）这就不仅仅是学以致用了，而是一个老者的谆谆告诫，注入的是深厚的情感和关怀。
这样的关怀尤系于民族教育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民族落后的症结就是缺乏人才，因此要抓教育，要培养人才”（本书P12），这个观点，他一再申说，并正视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比如《甘肃少数民族教育浅谈》和《试谈穆斯林兴办经学学校问题》等文，提倡改进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主张“阿拉伯语学校要重视汉文和民族史教学”（本书P174）。
五
这种关怀或许部分源自他对故乡、对本民族的深厚情感，但他学术方法的严谨与求真态度的执著，使他的识见越过个人情感而更显坚定与诚恳。
“民族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本书P11），这是马通对“民族问题”提出的精辟界定。而“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基本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本书P11）。在《甘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探讨》在这篇长文中，马通历述上自三代下至新中国甘肃地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并精辟地提炼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八个字：压迫、反抗、交流、融合。正是因为对历史纵深的理解，所以他对新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之“新”有着更深刻的体悟。
民族之间或不同人群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疏于相互了解，缺乏相互尊重。清代的几次大的回民反清起义，其根本原因则是统治者狭隘、错误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时粗率、蛮横、武断的方式。这些问题，在本书所收的《清咸、同年间西北回民自卫反清中一些问题的思考》、《评左宗棠治“逆回”和治“土匪”的方略》、《再论马化龙的受抚与被害》等文中，反复申说，他的立场是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提倡民族平等、自由的人道主义立场。
此外，论甘肃回族来源及变迁、《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基布兹与西道堂》、《巴布的思想》、《兰州“东拱北”问题》、《阿拉伯人的头箍、头披巾与中国穆斯林的黑、白布帽》、《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论郑和以及十篇回族历史人物专论，都秉持实事求是、严谨有征、不偏袒、不夸张的学术立场，体大思精，持平持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与结体谨严、深思熟虑的专业论著相比，回忆、纪事等杂著，或怀人，或感物，往往得自不经意之间，所以率性自然，直抒胸臆，是探寻一个学人学术心路的重要文献，也是专业论著所无法替代的。
马通的治学，文本与调查并重，并认为这是“开展回族学研究的主要途径”（本书P28）。他呼吁抓紧时机搜集整理老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抓紧时机做好这一工作，对写好回族史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用马通的话说，这些都是“活材料”。
本书收录的几篇杂著，写作时虽无将之经营为“活材料”的“有意”，但是呈现给我们的却是那些尘封的岁月和作者曲折的心路，值得珍视。比如《古稀回顾》、《关于撰写〈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的目的与意义》、《怀念马青年同志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如《马重雍先生事略》、《忆富春，谈往事》、《新中国成立初期临夏民族问题研究》、《怀念增列，述说〈新录〉》、《悼念秦中同志》等，比如三篇文思并茂的“访问记”。
六
白寿彝曾经说过：“回族史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7]需要勤奋，需要坚守。马通也说过：“研究民族问题，贵在持之以恒”，“入门之前需要考虑三件事：一是有无兴趣，二是能否坚持到底，三是有无吃苦的决心。”（本书P13）其实，不光回族史、民族史的研究如此，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恐怕概莫能外。这里提到的其实就是坚实朴健的“学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同时也不曲学阿世，不追名逐利。通观马通六十余年的学术人生，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种学风的执著的坚守者和切实的践行者。而这种坚守和践行还在继续。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但仍然在思考，仍然在书写。我相信，这本书之后，他还会有新的作品不断问世，不断丰富这个领域的知识与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为出注简省，本文中所有来自马通《边塞纪事》（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的引文，都以“本书P页码标记”。特此说明。
[2] 转引自哈宝玉：《集积学术底蕴 探求苏菲真谛——记我国著名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专家马通先生》，《回族研究》2009年第2期。
[3] 马广穗：《苦心孤诣 成就辉煌——记杨怀中主编与〈回族研究〉》，《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
[4] 哈宝玉：《集积学术底蕴 探求苏菲真谛——记我国著名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专家马通先生》，《回族研究》2009年第二期。
[5] 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甲编《序说》，第95页，中华书局，2007年。
[6] 哈宝玉：《集积学术底蕴 探求苏菲真谛——记我国著名伊斯兰教、回族学研究专家马通先生》，《回族研究》2009年第二期。
[7] 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题记》，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第2页，中华书局，2007年。
附记：
本文初稿撰成后，曾就其生平细节请教马通先生。马通先生仔细阅读文稿并提出不少恳切的意见。他一再强调他是一个普通人，准确一点说是一个地方民族史学工作者，“著名”这样的词汇对他而言是“拔得过高”。对于这部文集的出版，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八十多了，不图名，不图利，只想为后来的研究者留点资料。”感谢马通先生！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本文作者：策划二部主任 原彦平
马通：《边塞纪事》，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