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声良在序言中写道：“莫高精神正是以常书鸿、孙儒僴等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莫高人用生命和汗水铸就的精神理念，由于他们的执着坚守，由于他们的担当开拓，不仅使敦煌石窟得到了妥善保护，而且在石窟文物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敦煌艺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
孙儒僴，1925年出生于四川新津。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来到莫高窟，在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石窟的保护和艺术研究。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本书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章，分别为《初踏敦煌：大漠深处的召唤》《古韵新篇：莫高窟的新生之路》《守护记忆：石窟保护的峥嵘岁月》《大漠赤子：我们都是莫高人》，从不同角度抒写了孙儒僴从求学问道、踏上敦煌之路，直至将一生交付敦煌的心路历程。
孙儒僴自20世纪40年代起扎根敦煌，长期从事壁画保护与洞窟维修加固工程。全书收录文章二十余篇，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洞窟病害、园林绿化、壁画保护、塑像回归与迁移等进行了重点叙述，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作者深情追忆了参与莫高窟保护工程的窦占彪、吴兴善，及牺牲在莫高窟的雕塑家李仁章等人的生平事迹，通过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生动诠释了“莫高精神”的丰富内涵。
千里迢迢赴敦煌
我是四川成都人。1947 年，我们一行四人从成都出发远赴敦煌莫高窟工作。那时从成都到敦煌有两千多公里，交通困难，路途坎坷，历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敦煌。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不多，全部员工不到 30 人。比我们早一年到敦煌的还有两位四川人，一位是段文杰，另一位是范文藻。加上在我们来敦煌之前不久离开的凌春德，以及比我们稍晚来的史苇湘和周星祥，一共有九位来自四川。到 1949 年 9 月，还有五位四川人继续留在敦煌工作。
七十多年过去了，为敦煌工作一生的四位四川籍先生先后辞世了，现在我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不已。几十年的奋斗、几十年的风雨、几十年的成就一时无法说清，这里我只回忆当年如何走向敦煌之路。
找个借口去敦煌
1946 年冬，我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毕业。第二年年初在成都润记营造厂当技术员，四月份又被调到重庆总厂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百废待兴，建筑行业十分兴旺。重庆的七月正是炎热的季节。正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成都的女朋友发来电报，告诉我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招聘一个学建筑的工作人员。我对敦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上学时从老师的讲课中知道敦煌后，一直很向往。于是我借着要回成都完婚（当时我 22 岁）的理由，经理也深信不疑，很痛快地准了我半月假期。记得那时在重庆两路口汽车站临行时，有同学范志宣和李其琼来送行。
匆匆返回成都，一是了解去敦煌的有关事项，再就是看望妈妈和交往不久的女同学罗丽舒，并征求她们的意见。我到重庆工作是第一次离家远行，现在竟然要跋涉几千里到大西北的敦煌去工作，事情太突然，家人有点担心是自然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还十分幼稚，带着一种向往的憧憬决定了敦煌之行。出发前的几天，每天都和女朋友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我至今还记得电影的名字叫《芦花翻白燕子飞》。事后我送她回学校，走到学校附近的草地上相依坐着。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她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你可能会像芦花翻白时的燕子了吧”。
几天之后，我就踏上了去敦煌的路，和我同时应聘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还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三位女同学，她们都是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虽然与我不是同科系的，但都比较熟悉，能够结伴同行倒是愉快的事。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从成都到敦煌的路程相当遥远。我们四人都没有出过远门，好在薛德嘉的家里在四川邮政总局有熟悉的人，可以买到川陕公路的邮政车票，车沿川陕公路途经四川的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广元，在陕西境内经褒城、宁强到双石铺转宝鸡，再到甘肃天水。
经过一番商量和准备之后，我们一行四人于 1947 年 7 月 31日终于踏上了去敦煌的旅程。那天早晨，我们在成都暑袜北街邮政总局门前上车，有家人和亲戚朋友前来送行，其中还有李承仙。当汽车开动前，她大声说 ：“敦煌见！”我们以为她是说着玩的，后来到了敦煌才知道，李承仙与常书鸿先生早已有了婚约，只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罢了。
我们所乘的邮政汽车是一辆美国造的小道奇，进口的时间不长，车还是新的，是专门运送邮件的，车子上面加盖了篷布，前后是敞开的。因为邮件比较轻，不够吨位可以附带拉几个人以增加收入。我们上车前已经装了很多邮袋，横七竖八的，我们上车以后大家把邮袋稍加整理，各人把自己的行李安顿好，这就是自己的座位。车上除了我们四名同学之外，还有两位国民党的军官及其家属，一共八九个人。
车行驶在川陕公路上，田原风光尽收眼底。我第一次走出成都，好奇地欣赏着快速移动的风景。晚上抵梓潼县。因为薛德嘉是梓潼人，当晚就住在她家中，并受到很好的招待。
这是我敦煌之行的第一个夜晚，虽经一天的颠簸有些疲倦，但思绪万千一时难以入睡。想到临行前，母亲为我收拾行李，真切感受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含义。我给母亲说 ：“我去那里工作两年就回来。”我还想到当时正交往的一位音乐科的女同学。对于千里之外的敦煌，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当然我也没想到这次敦煌之行，竟成为我人生的巨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