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出版的专业化创意与数字化整合

    给传统“大众出版”一个说法

　　何为大众出版？大众出版到底是干啥的？在当今全媒体、大数据、云计算大背景下，大众出版为什么要专门提专业化、专业化的创意和提基于专业化的数字整合呢？

　　20年一路走来，这可是第一次系统反想这个问题。不经意间，感慨冒出一句话来：“啥是大众出版，大众出版无非就是基于出版人的专业眼光、对于各类适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信息的创意提炼与系统整合”。 大众出版是肇启于大众市场某一主题的专业化创意发掘和基于这一主题内容的数字化整合，它作为一种以图书为载体的大众传播方式。

　　从题材选择和服务对象上界定，大众出版是相对于学术出版的“专”和教育出版的“限”（为师生）而言的。倘若将大众出版喻作大海和天上飘忽的云的话，教育出版则好比是一汪平铺的为老师和学生服务的湖泊，学术出版则好比是一条条纵向的为专家学者服务的河流。

　　大众出版的市场哲学是从最大多数的茫茫人海中找出属于自己需要的那独立的一小撮，即在大众寻找“专”众、“小”众和“特”众，为大众中的这些“专、小、特”提供那种以前被叫着“书”，今后可能被称着“屏”或其他什么的阅读服务，用书、屏之舟在茫茫大海上为读者或用户寻找灯塔和海岸，为大众的心灵休憩提供精养之所。做大众出版就像大海捞针，出版人既要要背上吸铁之石，又要练就新闻人的“新闻眼”那样的“出版眼”，能抢先看到第一片秋天的落叶、天上落到地上的第一滴水，钱塘潮冲向岸堤的第一波浪，敢于做新书中的最先、第一和唯一，让新书儿呱呱落地本身就是新闻。

　　大众出版人练就的出版之眼，要一眼就能看穿平静的水面下哪里有鱼，哪里的鱼群最多，然后才能到鱼群最多的地方捕鱼，用网眼大小最合适的网去捕鱼。大众出版蓝海一片，捕鱼者抛网收缰，就像医生把脉号诊一样，都是很专业化的活，到处撒网是捕不到鱼的，到处扎针是医不好病的。

　　大众出版是分科的。大众出版所走专业化路线，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题材上专向定位、题目上专域整合、手段上专精创意，形成基于内容的产业价值链延伸，专注某一或某几个细分市场，围绕特定人群形成品牌服务，通过品牌辐射效应，架通不同的图书产品链，整合内容、技术和渠道 ，从“单子”产品走向“结构”经营。

　　曾有篇文章，标题叫“没有守望田的编辑是无根文化漂流者”。想当年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在生产队除了大块的用于种粮的责任田之外，还都留有一小块所谓的“自留地”，种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当编辑也是一样，既要种好大集体的粮，又要搞好自留地的菜。 做大众出版一定不能大而全，要在“大”中谋“小”，发现特定小众，以小搏大，以少搏众，以专搏全，“窄”种则未必“薄”收。

　　大众出版不仅方向上要专业化，操作手段和运作技巧也要充满无限创意，把一系列创造性的意念、想法贯穿到做书的全过程，使选题有创意，写法有创意，书名有创意，营销宣传也有创意。创意犹如眼睛中的眼神，让人看了有眼睛一亮的感觉，能让自己的新书从满目是书的架子上跳跃出来。

　　具体说来，目前大众出版主要包括哪些门派？小说、非小说的各类大众读物譬如大众理论读物、大众文史考古收藏读物、大众财经读物、大众心理读物、大众生活健康读物、大众艺术读物、非教材教辅类大众文教读物、大众军事读物、大众科普读物等，以及少儿出版、居家生活、各种实用手册等等，都是大众出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栏目将“大众出版”定位为“专注于少儿、文学、社科、生活、艺术等细分出版领域”。

　　大众出版，表面上是一种出版范围和出书方向，但本质上，大众出版是一种做书的思考方法，一种做书的立场态度。譬如韬奋式的“为大众而出版”，就是一种做书的立场观点，是一种做书理念和方法。天地间的任何事物、人间的任何话题都是可以做成大众出版的。好内容是天，新媒体是地，好内容的影子只有落到全媒体现实的泥土上，才是踏实的。做大众出版关键是慧眼找点，提速抢位，把脉找穴，发现症结，挠到社会神经的痒处，文化脉络的高处。未来，即便是全面到了数字出版的新时代，好内容是始终数字出版的源头，目前网络上浅阅读的喧闹，那只是未来深度大众数字出版的序曲，将来不管阅读的气候怎么变，好内容好故事都是大众出版的天。大众出版是最大众化的大众出版。

　　用一正三棱体做比喻，大众出版、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就好比是一个正三棱体的三个侧面，任何一个题材都可以同时用三种形式来展现，比如甲骨文的文字学术可以同时做成大众性的甲骨文书法普及和教育性的学校甲骨文教材，而三棱体地底面即是数字出版，是打包支撑以上三个不同的侧面。四则联袂就是一个邮寄的全位或全息出版组合。

　　大众数字出版在未来将会有另一形态，即“自出版”，自己写作同时自己发布，那时传统概念下的出版将不再是少数专业出版人的专利，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将是“出版者”，大众也不再是“他者”，而是包括人人自己在内的“自大众”。

　　做大众数字出版需要怎样的互联网思维

　　在网络出版时代，出版人的互联网思维就是为读者用户提供专业化的创意服务的思维，而基于专业化的整合，“整”是为了更好的“合”，堆上一包包铁丝，压出一根根钢锥来。

　　做出版就是做文化。那么文化是什么？文化说到底是人们内心对于外在事物的一种求真向善的态度，即物理意义上的求真和精神意义上的向善。出书的目的正是借助“书” 这种文化载体，由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的求真和向善的思想与信息传播。大众出版更符合出版的这一本质特征。

　　如今出版进入互联网时代，无论是面向大众或图书馆的电子书，为机构和专家服务的数据库，抑或者各类阅读推广发布平台 ，这几种常见的数字出版形式都是大众出版特质的另一种展现。曾用“数字出版是最大众化的大众出版”为标题在《中华读书报》上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加以论述数字出版的大众化。主体思想是在纸质书市场稀缺的好故事好内容，在互联网阅读市场仍然是抢手货。互联网改变的只是阅读的舞台和方式，只是改变了讲故事的方法和场所，但“为大众”的服务本质不变。所以无论我们做大众出版或做大众化的数字出版，一定要先问问自己：你“大众”了吗？你为大众用户的需求设身处地地着想了吗？互联网思维就是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的思维。

　　文化理想与商业精神的合一，将在全媒体互联时代得到高度体现。原先纸质3000册的成本现在要由3万甚至30万用户来分担，商业模式势必变革，而新媒体下文化的最大化传播更加成为可能。所以，新媒体时代是出版人最容易实现文化传播最大化理想的时代。新媒体频出一定是出版人大有可为的黄金时代：不再过多承受传统出版之高昂纸张印制中转成本的经济压力，可借助各种低成本新媒渠道将最优质文化最广泛地进行传播，实现文化醒世育人的价值理想。只是，新出版的利润要摊薄下来，文化大众化甚至公益化传播职能将更加凸显。多一点文化成分，少一点商业色彩。

　　当下编辑圈热议“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但不知商业理性离文化理想到底有多远？编辑人的文化理想应不是非要要赚读者多少钱，而是让最大多数读者能够最廉价地读到尽可能多的好书，甚至是全民免费。编辑能够不计成本地想做的书全给做出来。这是多么理想化的编辑梦啊！但商业理性在为文化理想把守成本关。如果说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到底谁来为文化买单？如同养老一样，谁来养文化？具体到书，政府、出版机构、全民阅读者、做公益大企业集团等，到底谁来给书买单？馆配是政府买单，教辅是家长买单，大众商业图书呢？私以为除商业出版外，其他图书都应走向公共社区图书馆式的全民免费。所以，互联网时代，又是一个文化薄利的时代。

　　最近一直在思考“互联网思维”在出版上的意义，最先想到的是互联网思维是一切从用户的利益出发的思维，但这只是互联网的技术理性和商业需要。互联网思维的社会属性是什么？是开放、透明、交流、平等、方便、低廉、大全、个性、跨界的思维，人人有发言权，人心之间无距离。互联网思维的文化属性是扁平化、大众化和知识的民主化。

　　互联网的本质在于一个“互”字，即借助无线或有线网络建立起一种种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微博、微信等各类社交平台建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亚马逊、当当、阿里巴巴等各类购物网建立的是人与物之间的，新浪、搜狐等新闻资讯网建立的是人与信息的。想想如何建立好这种＂相互＂关系吧！

　　“到底何为数字出版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时代当大众阅读的主战场自从书本转向网络、终端起，表面看是读“书”变成了读“网”读“屏”，实则是当被动的读仆华丽转身成为主动的户主后，他们需要及时全面地阅读新故事且能够点评互动，阅读主客体换位，所以想法满足用户需求的思维就是互联网思维。

　　出版业的三种互联网思维是什么？其商业思维是，原先15万字卖给3000个读者每本要卖20元的书，现要让3万个甚至30个用户花两块钱甚至两毛钱来阅读，但中间运营商也要吃饭，定价再提高一半也不过是4元或5毛。其产品思维是，多种技术格式适合各类平台或终端发布使用。其文化思维是，最低碳最快捷最大化地传播新信息。

　　网络时代，“自助出版”（Self-Publishing）日渐流行，自己写好的“书”直接在网络出版商亚马逊直接“自出版”，成为“自出版作家”。有的出版社也开始搭建自出版电子书平台，作者可以直接上传作品，收益出版社与作家按比例分成。全媒体、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网络这一超级美食城的介入者，已无“界”可言，或只是网外网内的分野。大家都围在一个大台面上，或提供台后的声、频、文、图、娱等大餐快餐，或在不同的窗口选菜、在不同的桌面用餐，跨界变成跨窗、跨桌。

　　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的改变：以前需要一本一本地读作者的“书”，现在只需一段一段地读，书被分拆了，一年后才能被出版的书被一天天、140字和140字地“即时”推出了。如果李白、杜甫在世，他们天天发“微诗”，不必等一年半载后再结集。当今自媒体时代，是唐诗宋词元曲的作者们想都没想过的吧！

　　看来，我们要重新给“出版商”下定义了。未来的出版业态，将不仅仅只是提供内容的编制和发布，还要提供包括代笔、推广、教育、培训、会务、改造成影视产品等各种服务，出版者包括大众出版者，将从单纯的内容提供商转向成为多元服务商。

　　大众出版的选题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社会之大，热点之多，大凡做大众出版，随处留心，信手拈来，都会发现新的选题，用新闻手法做大众出版：把新闻的火苗燃成熊熊浓烟，沿一句、一篇、一组新闻线索，做深度延伸、扩充，形成一本具有新闻价值的文化类图书。要善于抢点，铺点成面，让出书本身就是新闻，媒体也乐于配合宣传。

　　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兹列举若干可以做成大众出版读物的潜在选题，以拓展思路：

　　关于扑捉新闻热点做选题，看到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到安徽参观科学岛，就可以想到做一本《俄总理的安徽一日》，或叫《俄总理在合肥的七个小时》，俄罗斯总理在合肥七个小时，七架飞机莅临合肥，提前空运座驾。在中科大演讲、参观中科院合肥站最著名的科技成果、俗称“人造小太阳”的东方超环（EAST），说明了俄对高科技和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视！俄总理来安徽品品徽菜，去包公祠听听包公清廉为官的事迹，把中国故事带回俄罗斯，有意义！当时就给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官方微博发私信，建议他们策划出版一本中俄文对照版的《俄总理在安徽的七个小时》，在中国客人下次去俄罗斯时作为礼品书，赠送给俄总理和俄罗斯读者！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录片题材。对于在俄罗斯宣传中国、宣传安徽、宣传中科大、包公文化和徽菜，都是有意义的。

　　关于用“年份书”的概念拓展选题，听广播“年份酒”的广告想到“年份书”概念，每年十二属相本命年、每年度历史名人诞辰、每年度全球重大活动等。如明年马年，香港商务有本《马的中国历史》可引进来做成《本命年要读的年份书：中国历史上那些马的故事》，明年“世界杯”赛事在巴西，可做《巴西足球》、《巴西的世界遗产》甚至是《巴西美女》等“年份书”。

　　关于古县志资源的普及化选题，文化城镇中国进程中，我们对中国古县古城古镇的历史文化普及远远不够。建议策划一套“中华县志白话版文库”，把2000多个县（含19500多个镇、90多万个现代行政村）的古县志，按统一体例分类，翻译成白话本，配上插图，作为普及传统乡土文化的教科书。样版《白话本杞县县志》已经在邀请开封市杞县史志办在编译。中国古县志的白话化，电子化、甚至是英文化，这只是第一步。

　　关于中国各省（市、区）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选题，我们可将全国各省、市、区最有代表性的100个文化符号列举出来，做成一套大众阅读产品。例如《河南的100个文化符号》，就有殷墟甲骨文、少林寺、龙门石窟、洛阳古都、北宋都城、口头禅“中”、杜甫、中岳嵩山、河南大学、豫剧、炎黄二帝、伏羲庙、老子故里、云台山、杞人忧天、古语“得中原者得天下”、羊肉烩面、双汇，三全、杜康酒、民权葡萄酒、鸡公山、黄泛区、红旗渠、黄金叶等等。再如《安徽的100个文化符号》，就有黄山、巢湖水、九华山、黄梅戏、徽商、徽菜、西递宏村、将军县、桐城派、中科大、安大、文房四宝、皖江、奇瑞、江淮、海螺、小天鹅、铜都、药都、淮煤、老庄、曹操、华佗，朱元璋、李鸿章、淮军、胡适、陈独秀、古井、口子窖、金皖、安徽卫视、新安画派等等。其他北京、上海、深圳等等都是一样，都能总结出当地最有代表性的100个文化符号来。

　　关于发掘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源的选题，在上海大学出版社的那五年，曾策划、出版过《中华十大圣人》、《中华十大才子》、《中华十大才女》（撰写了其中的蔡文姬一章）、《中华十大商人》等“十大”历史人物传记系列，被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购买了繁体字版权。这套书还可继续出版有下去，比如《中华十大谋士》、《中华十大改革家》等。选择几十个角度，就是几十个选题。

　　关于当代人物传记图书的选题，当在微博上看到《河南日报》官方微博报道河南目前唯一的河南籍诺贝尔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首回老家河南时，立即给中原出版界有关单位建议应及时给崔琦先生策划出版一本传记，以激励中原学子奋发向上。不久前，看到出生在河南信阳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去世的消息，立刻给《信阳日报》建议策划有关专题专版甚或出版一本传记，以激励信阳当地学子。

　　关于青少年励志类的选题，在报章上看到德国女孩萨布瑞亚的事迹,她虽12岁失明却靠自己不懈努力考入波恩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拉萨为1万多名盲人发明了藏盲文,创立了西藏第一所盲人学校,让孩子们免费接受教育，脑海里马上想到了一个题目“光明使者——一个了失明的德国女孩在中国”，做成一本配录音光盘的励志图书，书名也可以是《发明了藏盲文的光明使者——德国女孩萨布瑞亚》，或者是《光明使者：从莱茵河畔到西藏高原有多远》。

　　关于历史名人故里乡土文化的选题开发，自己17岁便离开的故乡开封市杞县圉镇镇，这里曾是正史《后汉书》等一再提到的“陈留圉”，一个汉代古县圉县的县治所在地，汉晋时期这里曾诞生过蔡邕、蔡文姬、董宣、江统、夏馥、高柔等历史名人，可后来为什么和曾辉煌过上千年的古都开封一样，在南宋以后就渐渐地被“尘封” 起来，被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文章关注上了呢？这到底是文化现象，还是历史现象？这就值得做一本通俗历史读物《陈留圉县：一座汉代古城的兴衰》，探讨一个古县的兴衰，和研究一个历史专题，其文化意义是相通的。一次到北京拜访在东北师大历史系读研时的老师，现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担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长的宫长伟先生，他说将来可一起策划做一套“小国大历史”的丛书，把历史上的那些小国杞国、郑国、卫国、韩国等，分别立传。如今，已邀请到圉镇同乡、开封《东京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会员张晓林在开封联系几位杞县籍作家分头撰写圉镇历史上的十个历史人物传记，出版一套“中国•圉镇历史人物传记丛书”，为一个古县城的历史人物出一套丛书，这在当今古县古镇历史上还是不多的。

　　关于老子文化的跨省份想象的选题，当河南、安徽两省还在争夺老子故里的归属时，我们想：当年老子李耳在今日的河南鹿邑与安徽涡阳之间的涡河岸边出生、游走，老子故里在涡河岸边无疑，但河南鹿邑与安徽涡阳都频临涡河边上，谁知道两千多年前老子他老人家的那个“村”是在今人划分的“河南省”抑或“安徽省”呢？倒是建议应该立足世界，在涡河一代建立一个“国际老子文化旅游区”，在涡河两岸通过一系列景观，把道家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一物化出来。后来孔子从山东的黄河下游来到豫皖交界一带向老子“问礼”，又提出一套人与人的学说来。再后来的活动在鲁豫皖交界的庄子，综合了老子、孔子的想法后，呼吁人要跳出人与人关系的束缚，甚至是要跳出“人”界，逍遥在天地大自然中。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大众出版题目《涡河边的中国：老子孔子庄子的对话》吗？

　　关于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选题，收到最新一期的《新华文摘》，看到一篇写海尔“倒三角”管理模式的文章，立刻发微博私信给文章作者，约写拟以《海尔的螺旋：“倒三角”倒出来的正能量》为书名的新书。这种“倒三角”的管理模式是对中国“正三角”管理模式的大胆颠覆和创新，该书就是普及一种管理新理念，就像当年普及“学习的革命”一样，倡导一种“管理的革命”。

　　如此等等，等等如此。归纳起来，发掘发现大众出版的选题，最常用的思路不外乎这么几种：从读书中发现，从旧书堆中发现，从报纸上发现，从学术专著的普及中发现，从新闻中发现，从历史中发现。 总结20多年的人文社科类大众出版心得，最深的一点体会是要善于扑捉历史和现实热点，要时刻跟踪学科的最新学术前沿，要熟悉各种展现内容的新技术形式。

　　复旦大学出版社李华博士对于手机视频开发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手机）视频节目题材上，一抓热点，二抓实用，三抓文化、四抓知识普及。紧跟热点，才会有点播量，急社会所需。但热点变化快，热点手机视频往往有一时的高点击量而后归于沉寂。实用才会有持久点击量，如生活窍门。文化、知识是出版社的内容优势，但要以手机特色。” 其实，这种认识对于做纸质的大众出版也同样适合，就是在题材上，“一抓热点，二抓实用，三抓文化,四抓知识普及”。大众未必都是“大”的，但做出来的书一定要是“众”所需要和喜爱的。

　　看看哪些人正在做大众出版

　　大众出版是一片蓝海，国外像企鹅兰登书屋、英国DK公司等名牌机构早已是声名鹊起，近年间国内580多家出版社几乎有一大半都在进军大众出版。几个老牌出版大社，如中华书局大众分社向大众历史文化读物发力，三联书店成立了大众出版中心向生活类图书发力，商务印书馆借助商务国际公司的大众图书室向文化教育类图书发力。印象中做大众出版比较下功夫的出版社，且不说像人民文学社、上海文艺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等各家文艺类出版机构，以及少儿类的中少社、浙少社、21世纪社、明天社、安少社乃至湖北少儿集团等，仅是人文社科类做大众出版可圈可点的就有中信社、机械工业社、人民邮电社、重庆出版集团、青岛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新世界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等。大学社里面，陕西师大社的大众分社、北京理工大出版社的大众出版中心等也是做的有声有色。社科类民营书业做大众出版的，能一下子说出名字的也有磨铁、博集天卷、新经典、凤凰联动、凤凰壹力、华文天下、湛庐、读客、时代华语、新华阅读、蓝狮子、紫图、悦读纪等等。

　　重点选择其中的三家出版社加以比较。第一家是商务印书馆，其下属的北京商务国际公司成立有“大众图书室”，他们主打的是与商务印书馆主打文化教育类的出书传统一脉相承的家庭教育、成功励志、大众文化三条产品线。第二家是人民邮电出版社，他们把大众出版定位在大众生活方向，大众版块图书销售年增40%，先后立项的摄影、旅游、经管、管理实务、人力资源等几个版块，其中摄影和旅游是其两张“王牌”，摄影类图书市场占有率2008年排到了全国第一，旅游类名列全国前列，经管类排名全国第五。究其经验：一是他们组建了专业团队，二是沿袭了做出版的专业精神，努力在选题上求创新，三是重视读者需求，充分了解市场，从市场的需求中确定实用性的摄影、旅游等版块。第三家是新世界出版社，这是一家专门做大众出版的社科出版机构，其办社理念就明确定位为 “关注社会进程，专注大众出版”，主攻社科、文学、经营励志、外宣4条图书产品线，每年上千种图书码洋做到了四五个亿，全国整体市场占有率排名第18位左右，几乎与文化出版重镇中华书局不相上下。时代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在北京新成立的拥有独立出版资质的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主打的也是大众出版，已出版了《林书豪：梦想的力量》、《这个和尚有点萌》等畅销大众读物。

　　即便是笔者目前所在服务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这几年在组建了大众出版中心的基础上，也主要选择了在理论普及读物、大众文史、大众财经-心理励志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四类大众产品进行拓展。在“理论普及读物”产品线之下，又重中之重集中在“中国精神”、“经济转型”、“三农”三个专题的普及化上下功夫； “大众文史”产品线则着重像已出版的十卷本《大三国》那样突出用现代笔法重写历史；“大众财经-心理励志”产品线上，则重点引进国外先进的财经理念，重点推出“海外经典畅销书译丛”以及若干类似《来自东方的心理疗法》的心理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产品线，则重点开发像《世界遗产殷墟文化大典》、《英国的世界遗产》（2012年优秀引进版图书）等文化遗产类、双语版中国民俗、双语版中国节庆丛书等。一般图书的大众出版不仅是我们两年重点推进的一个方向，而且是我们未来两三年的战略支点之一。

　　人文社科类出版如此，科普类出版也是一种大众出版，像湖南科技社的科普编辑室策划引进的《时间简史》等若干种国外科普类畅销书，在国内销量动辄几万甚至二三十万册，其“60后”的编辑室主任还因此获得了“韬奋出版奖”这样的最高荣誉。还有郑州一家以前几乎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弘观公司，竟能捆绑北京国有的博物馆出版资源，签订一揽子藏品数字化复制协议，花三年功夫推出了100套限量销售的收藏类高端精品鲁迅藏版画，及上百品种的《中国历代绘画珍本》、10卷本的《中国历代碑刻整拓珍本》等，让艺术类地纸质书从小众走向大众。

　　所有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做大众图书已不再是“下里巴人”，中华、三联、商务三家大社放下身段，投身大众精品出版；做大众出版，不仅可以像中国外文局下属新世界社那样可以创造四五个亿的码洋几可与老牌的中华书局比肩，而且在社会荣誉上，大众出版做得好，也照样可以获得最高出版荣誉奖。这些，都给当下的大众出版热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尤其是，在内容版权竞争愈加激烈的全媒体出版时代，大众出版优质内容成为拍摄影视、纪录片、视频的故事来源，成为数字出版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大众出版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的高度。 我们感到，在目前中国的大众出版市场尚未出现像国外的兰登企鹅这样的垄断性巨头之前，大家还都有机会，大牌国有出版集团与突起的实力派民营书业纷纷强强联手，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之与组建凤凰联动、凤凰壹力，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之与博集天卷等，甚至祖国西南边陲的大学社西南财大社不甘困于收入75%来自教材的束缚，以60%控股北京一家成熟的社科类民营书业，做大做强的呼声日高一日，那些醒悟较晚的出版军团，再想捆绑优质民营书业一起发展，只有退而求其次了。秋天尚未过去，春天却已经不远了。未来在大众市场崛起的中国“兰登企鹅” 将出自何家？全民阅读的大时代为文化的大普及提供了历史的大契机，看那路诸侯能够率先在大众出版的某一方向第一步跻身前三甲，进而介入第二步的夺冠争雄。不过，为中国大众出版人遗憾的是，当中国大陆还没有诞生出像企鹅兰登级的顶级大众出版商时，互联网时代来临了，中国大众出版业崛起的道路上又被蒙上一层厚厚的数字技术面纱，霎时间，各路掠食者蜂拥而至，使早已狼烟四起的书海商海更加硝烟弥漫。

　　投身大众出版 20年的步履阑珊

　　回顾过去20年中国大众出版走过的路，入道出版的1990年代初，中国图书市场已经过了印出来的书都能卖个几万十几万册的短缺年代，出版单位开始实行事业单位的企业化管理，极少数出版社开始了“大众出版”的试水之路，1990年代初的一本《何阳的点子》小册子，几个月卖了40多万册。我1990年入道出版所在的河南人民出版社，也是自己所在的文史编辑处，因为出版了“三名”、“三传”即《中国历代名君》、《中国历代名臣》、《中国历代名将》和《廉吏传》、《昏君传》、《奸臣传》而名扬全国，发行都是几万册十几万册。另一位“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因为策划了当时谈“民国”还是个敏感话题的国内第一套“中华民国史丛书” 十几种，也是接连重印。让我这个刚离开校门的东北师大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一时找不到北，不知从何处着手做“大众出版”。1992初年做的一套“走市场”的“中国历史名人心理丛书”出版了两种因销量平平被搁浅了。直到1992年底，当阅读从北京出差买回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的一句话“毛泽东临终前的13天，还向身边人员索要一本书，叫《容斋随笔》”，大脑一下子触了电，一个“毛泽东生前要读的最后一本书——容斋随笔白话本”的选题创意诞生了。该书出版后成为当年北京图书节全国十大畅销书，排名第二，仅次于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让郑州买断书稿的“书商”发了财，全国多处出现盗版，中州古籍出版社正版也印行了十几万册。

　　从此以后，我便开始对大众出版情有独钟，接连策划了“点子文库”、“广告文库”20几种，1996年为处室创造了16.80万元的利润，事业单位嘛，没有什么奖金，年终社里考评，被处里的几位老同志推选为优秀。

　　恍惚间，转眼20年过去，从河南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安徽，一直从事的都是出版工作，一直关注的都是充满奇迹、好书叠呈的畅销书市场，一直策划的也多是走市场的一般图书。每年排行榜上那些最畅销的图书不管买来看与不看，都会买来“研究”一番。

　　20年走来一路跋涉，满脚灰尘，虽无缘碰上奇山大水，却也算是景观不断：1993年催生了全国十大畅销书《容斋随笔》(白话本)；2006年读《河南日报》连载的“中国历代农业税”文章，促成作者完成《皇粮国税》，被央视拍成8集同名电视纪录片播出；2008年在沪筹办上海书展“钱伟长主题馆”，从校史馆旧书堆中发现195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配图后双色再版，得了个2009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0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 、跻身2013年100种全国青少年阅读推荐图书；2010年从母校东北师大马如森教授的《殷墟甲骨学》专著中发现一个获得全行业优秀畅销图书奖并获16万元国家出版项目基金资助的《甲骨文书法大字典》，一个创意价值16万元；去年策划的《英国的世界遗产》被评为2012全国引进版优秀图书。如今在想：2014年“金砖四国”会议、“世界杯”赛事在巴西举办、中巴建交40周年、2016年奥运会在巴西召开，可策划《巴西的世界遗产》、《中巴建交纪实》等大众读物。前不久，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来合肥科学岛参观中科院合肥站的“人造太阳”这一世界领先的国际合作核能实验项目，这又何尝不能做成一个有意思的科普畅销书《“人造太阳”诞生记》？ 渐渐的，多年关注社会热点的编辑习惯，养成了一种“大众出版敏感”。听说某个新闻线索、看到某个社会热点，心里就痒痒。一边在编辑一线进行实操，一边尝试大众编辑理念的梳理总结，比如，理念上形成的要善于扑捉社会热点于未然的“新闻化出版”。例如2006年初在安阳殷墟尚未被宣布为世界新的世界遗产地时，提前一个月就把书稿约了出来，书出版之后几乎年年重印，仅是殷墟博物苑景点处每年即可卖掉两三千册。再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约请上海的军事史专家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文化遗产》 入选全国庆祝建军80周年100种推荐书目。在奉行“专业化出版”的理念上，通过七八年的努力，在十分冷门的甲骨文领域，如今已使首创的这一板块成为上海大学出版社的保留项目，年年以“甲骨文库”为名，与第一主编王宇信先生联袂继续着甲骨文字和书法的普及化。在大力倡导“创意型出版” 的理念上，呼吁为青少年策划出版上千册的“世界遗产博物馆文库”、为地方文化普及策划上千种的“中国古县志白话本文库” ，新媒体时代来临，在理论思考的同时推进一批数字出版项目的落地。今年上半年在一口气写下1.6万字的数字出版论文在两个版的《中华读书报》、半个版的《中国新闻出版报》、占四个页码的《新华文摘》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百道网等多家一线媒体发表后，在实际操作上，积极推进有声读物《大三国》及自己提出的“数字殷墟”、“世界遗产数字博物馆”、“一言网”、“鸟语网”、“儿童美术网”、“甲骨文书法习字网”等数字文化创意项目的落地。

　　回顾自己在多年编辑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编辑体验，自己的核心编辑理念不外乎就是这么一句话：通过“创意有品位的畅销书”，“推动中华历史文化的普及化”。所做的书一定是要有一定文化含量的，同时又是大众关心的普及性的，走韬奋先生倡导的“为大众而出版”之路。做大众出版，不仅仅需要创意，还需要持久不衰的热情。想到一个新的出书创意，可以兴奋得通宵不眠。

　　当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先生在“中国好编辑”活动上做演讲，脱口说出的“编辑真苦”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和热列掌声，在听讲席上默默自语，考做一般图书盈利的编辑做来更是不易！因为，能够做成大众出版的选题虽然无处不在，但却不像学术书那样有专家的外脑、教育类图书有名师的外脑，做大众畅销书选题，那可全指望自己的脑子在想啊，且要顾虑创意撞车、被模仿、防盗版、不触“高压线”等等。 做出版不易，做大众出版更难，更具挑战性。从纯商业的角度说，做大众出版就是向人数最多但也最不确定的大众口袋里掏钱，你的故事写得不生动，在免费网络阅读盛行的年代是没有人自掏腰包的。

（来源：百道网）

上篇：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