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张德芳 著 

　　人类从蒙昧步入文明，创制文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时代。在纸张出现之前，人们用来书写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尚书》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和金文的“册”字，形似用绳子编联起来的简牍，而“典”则是放置于案几上的简册。至于殷商时代的简册是否就是后来所说的竹简，目前尚无出土物印证，有学者推断此册可能是玉册。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木简牍的概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说的：“简，牒也，从竹，间声。”又“牍，书版也，从片”。“片”的本义是剖开的“木”，故而可以简单理解为，简是竹质的书写材料，而牍是木质书写材料。李均明所著《古代简牍》则认为，“从出土物来看，北方出土之简多为木质，而南方出土之牍也有竹制者，表明简牍的质料皆据自然资源之分布因地制宜。”由此看来，简和牍的分野已不是那么明晰，著述中也往往“简牍”合称。

　　西北地区曾是秦皇汉武建立文治武功之地，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要道。在此发现的大量秦汉简牍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状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因其重要性，西北汉简与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殷墟甲骨并称二十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而在西北地区又以甘肃为最。据统计，全国已出土汉简中百分之八十之多先后出土于甘肃，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甘肃汉简的整理研究占有重要地位。

　　日前，继《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之后，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项目《甘肃秦汉简牍集释》中的第二册—《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据介绍，敦煌马圈湾汉简出土于1979年，共有汉简1217枚。本书是对这批汉简的深度整理和研究，由图版、释文、校释、集解、今按五部分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我们欣喜地看到，出版技术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就《甘肃秦汉简牍集释》这套书来讲，红外线扫描技术的应用，对简文的还原与释读是一个质的提高，可谓是数字技术与古籍整理研究一次完美的握手。原简上过去很多模糊不清、似是而非、变色污暗和文字笔划轻重难以辨认的细节，在红外图片上即可一目了然。该书将尽可能清晰的图片、准确的释文以及科学的编排体例奉献给读者，继承而又创新，在出版史和学术界厥功至伟。

　　出版方：图版最清晰，释文最准确，考释最精详

　　近日，记者就《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及其中的分册《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采访了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王奕和该社策划编辑二部主任原彦平，他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晨报：请你谈谈出版这套书的背景。

　　王奕：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中，许多选题涉及简牍整理，但即便是甘肃出土的简牍，都是甘肃以外的出版社在做。当时我们想，简牍作为我省最大的优势资源，我们本土出版社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选题。因为考虑到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所以我们初步选择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出土的几批简牍。这些简牍出土的时间也很长了，相关书也有，但为了吸纳学术界的成果，所以我们将这套书定位在“集释”上。

　　晨报：目前，这套书的出版进度如何？

　　王奕：这套书当初是按丛书号报的选题，整套书用一个书号。但后来考虑到作者交稿的进度不一，去年把出版方案进行了调整，由原先的一个书号改成四个号，也就是《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武威汉简集释》和《居延新简集释(七册)》各自一个独立书号。这样，避免了因为其中一本书稿的延迟而耽误整个出版进度。还有就是对读者的考虑，相当于把读者的受众权细化了，可以按需购买。比如研究敦煌汉简的人，有可能只需要《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这一本，让一些读者消费一整套会有些经济压力。当然，对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然会将这一套书收集全。根据计划，《居延新简集释》估计会在今年8月份左右出版，《武威汉简集释》可能会在年底出版。

　　晨报：我们注意到，这套书的命名用到了“集释”，是否意味着在考释上博采众长？

　　原彦平：对。这里的“集释”，有汇集和考释两层意思。这套书选择的秦汉简牍，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甘肃出土的。其间，学术界对这些简牍的研究持续不断，比如有释文方面的修订、补充，有语词方面的新见等，成果丰富，但或见于报刊，或收于专书，非常零散。这次整理，除了重新采集图版，在释文和集解方面，我们有个理想，就是尽可能吸收数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些简牍的研究成果。当然，除了汇集，还要仔细辨析，严谨考证。这个工作量是庞大的，但也是有巨大意义和价值的。

　　晨报：这套书的一大亮点是运用了红外线扫描技术，请具体说说。

　　原彦平：红外线扫描仪可审读辨识简牍上的墨色，你在原简上看不清的、模糊的大量文字，通过红外线扫描仪，可以深度扫描出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文字信息。因此说，通过红外线图版，读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简牍的文字。正因为这样，主编张德芳先生反复说，红外线扫描技术的应用，“在出土文献整理尤其在竹木简牍的整理方面是一次革命”。

　　因为技术、设备的局限，以前的出版物基本上是图版和释文分离的，这样就会造成阅读上的不便，有些书的图版也很不理想。现在，我们受惠于排版设备和技术的更新，可以很容易地将图版和释文排在一起。一条简排好后，释文紧跟，这就非常直观，省去了很多翻检的不便。

　　晨报：这套书对简牍整理研究有哪些贡献？

　　原彦平：谈到贡献，我个人觉得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图版方面。这几批简牍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巨大的，是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图版的清晰、完整，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次我们重新拍摄、扫描原简，首次公布了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居延新简的彩版和红外线图版，武威汉简的彩版，天水放马滩秦简最好的图版。图版的清晰度是史无前例的。

　　二是释文方面。能够准确释读简文，是简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以张德芳先生为代表的项目组成员，结合他们丰厚的学养，依托清晰的图版，对原来的释文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修订。所以，本书的释文，应该是这几批简迄今最准确的释文。

　　三是集解方面。这套书包含的这几批简，在内容上和新中国成立以前出土的敦煌简、居延简有着极强的相关性。所以这次，整理者参考吸纳的学术成果，在时间跨度上是一百多年，在地域上，既有大陆成果，也有海外成果。而且在语词的解释上，还要参考大量古代典籍进行考证。这样下来，本书的集解，其实就是关于大量西北简语词的词典。简言之，就是三个“最”：一是图版最清晰；二是释文最准确；三是考释最精详。 本报记者 张海龙

　　相关解读

　　红外线成像

　　从原理上说，红外线图像识别就是通过不同介质对热的吸收能力的不同这一原理来进行的。具体到简牍而言，当红外光源作用于写有墨迹甚至是有过墨迹的竹木简牍上时，有墨区域和无墨区域对红外光（热）的吸收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被数字成像系统记录下来就形成为图像。再以电脑影像处理来强化红外线所见字迹，储存成电脑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