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访谈

好的出版家就是好果农 | 管卫中（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管卫中，1957年生，甘肃张掖人。现为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他1974年赴康乐县苏集公社插队,1976年底进入兰州维尼纶厂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文联，参与创办《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任编辑。 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西部文学研究专著《西部的象征》、《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合作），散文集《民间笔记》，发表文学评论文章数十篇。获得过敦煌文艺奖。

管卫中总编于近日接受了《图书馆报》“高端访问”采访，与记者畅谈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和对写作、对阅读的看法，也有对出版生态的认知和编辑职业的体会。

《图书馆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请您谈谈是如何进入出版行业的？
管卫中：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七级”。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正在筹备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当编辑。之所以被分配到这个以研究当时风起云涌的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潮为主旨的杂志工作，大概与我在学校时热衷“朦胧诗”、小说有关系吧？当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文艺思想斗争的大漩涡。这份杂志虽然出现在边远的甘肃，但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这份杂志只存在了六年，在1987年底就停刊了。至今，见到一些学界的教授们，他们对这份杂志都充满崇敬和怀念———那时候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小青年，喜欢看新锐的杂志。他们怀念的，应该是与这些标志性读物有关的那个时代吧？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在出版行业的从业经历大概有哪几个阶段？
管卫中：我从《当代文艺思潮》杂志创刊到结束，经历了全过程。简单说，那是一个重视思想的时代。编辑们在为选择、传播有新思想的稿件而用心工作，不考虑刊物发行量、照顾关系、照顾名家之类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的刊物内容质量高，反而受读者欢迎，发行量大。那份刊物停刊后，我从事了一段研究、写作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进入商品时代以后，中国的作家学者们纷纷下海，既出于文化产品不值钱的无奈，也出于去寻找人生新出路的冲动。我也曾经下过一段海，干的是类似于书商的工作，也算是干出版的一段经历吧。那时候有好多作家朋友在开书店。不过说实话，文人经商，干成功的不多，干亏本的很多。原因很多，其中有两条，一是文人们通常对自己的智商估计过高，以为自己能写稿子，什么不懂？把经商看得太简单，挣钱的期望值还挺高，结果不会算计，不会谋划，不会钻营，承受不了产品积压、赖账、死账、亏损，结果就败下阵来了。二是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进入商品经济，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商业信誉观念和法律保护体系。书商们都是江湖习气，做生意不靠合同和信誉，靠的是哥们义气。我当然属于失败的一类，不过下一趟海，也学到了一些书商们做选题、搞发行的有效经验。在这些方面，书商们的确比出版社的编辑、国营书店的经理们强得多！这些用失败和观察换回来的东西，对于后来重回国有出版单位的我搞经营，是很有用的。第三段，就是我到了甘肃文化出版社做图书编辑。从业十几年，感触良多。体制内的优势和弊端，我估计哪家出版社都差不多，不说了。

记者：在出版业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心得和感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管卫中：我就选个小话题说说吧。我既是编辑，又是作者，我的感觉，现在的编辑跟上世纪 80年代的编辑，味道是大不相同了。当年做《当代文艺思潮》的编辑时，我们选稿子，重视的只是稿子是不是新鲜的题目，有没有创见，而不论作者是初生牛犊还是名宿、明星。无论你是谁，稿子精彩，编辑就高兴得不得了，譬如徐敬亚、王鲁湘等一大批青年学者的有冲劲儿的稿子，我们就非常珍视。而一些文坛大家的稿子，我们照样婉退。那时候的编辑风气比较正，很少发人情稿、照顾稿。这大概与编辑人员眼神好、专业素养高也有关系。现在的编辑，职业操守显然不再受重视了，看重的是作者的名气、走红度、利害关系、人情关系。我平常比较注意看各种杂志，有些文章一看就是考虑了作者名气、走红度、各种关系才发的，质量上经不住推敲，也可以看出编辑的专业眼力有问题。编辑只看作者名字决定取舍，对稿子质量究竟如何，其实是心中无数的。这种简单的选稿办法对写作者是有杀伤力的，对心眼活的作者是有负面引导作用的；对刊物本身也是有内在损耗的。弱稿子多了，读者就不信任你了，就要放弃你了。《小说选刊》主编其其格有句话说得很好，她说刊物是公器，容不得有个人私情。如果我们的编辑人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且努力践行，那作者、读者就会很信任你了。

记者：很多人都说过，出版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或者说做出版没有一点热情和理想是不行的，对此您怎么看？
管卫中：这种说法我很认可，我就有这样的经验。我跟您说说甘肃的一些事例。甘肃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事业也落后的省份，但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一下子跳出了三个驰名全国的文化明星———舞剧《丝路花雨》、《读者文摘》杂志和《当代文艺思潮》？人们找了很多外围原因，我深长思之，觉得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干这些事的人不一般。这些人除了有出色的专业素养以外，有一点很相似：热爱，痴迷。他们既不想报酬的事，也不考虑升职，一门心思就琢磨工作这一件事。这么干，能干不好吗？现在这种人很少了，人们干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我能得到什么，心思太杂。心思一杂，用力不一，就出不了太精彩的活儿。这些人的精神，是不是可以叫做理想主义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不是呼唤出来的，现在的人你就是千呼万唤，它也出不来了。时代的味道已经变了，回不去了。

记者：据了解，您业余时间还创作，这是您的个人爱好吗？如果不做出版人，会不会成为一位专职作家？
管卫中：关于写作，我算是一个票友吧。我个人的体会，写作与编辑，是一个彼此相长的事。编辑缺少写作经验，面对书稿你就没有作者的感觉，就看不出其中的深层毛病；你也写作，就能感觉到书稿在语言、结构、技术上的毛病，就能提出很内行的意见。做编辑久了，你看到很多写作上的毛病，你自己写作时就不会犯这类低级错误。所以我鼓励青年编辑们自己写作，这是练就一身编辑软功夫的好办法。当然你把主要精力用在审稿改稿上，自己的写作就常常会被耽搁，正因为如此，好多编辑后来就去当专业作家了。

记者：作为总编辑，请介绍一下贵社的优势出版资源以及产品体系建设情况。贵社立足甘肃，如何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
管卫中：我们是西北地区的一家小出版社，你要跟内地大出版社在同类选题上竞争，肯定是争不过的，所以我们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西北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文明产生比较早的地区，所以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古代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并且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发过。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亩三分地，我得在这块地上种自个儿的庄稼，你内地大社干这个未必干得过我们。这就是我社的出版思路。这方面，我们在藏学、佛教、苯教、回族学、伊斯兰教、西夏学、敦煌学、秦汉简牍、汉学文献等领域已经铺开了摊子，出版了一批好书，譬如《回族典藏全书》《甘肃秦汉简牍集释》《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甘肃青海四川民间古藏文苯教文献》《丝绸之路金石文献汇释》《吐蕃通史》《西夏学研究文库》等等，这些书我敢说选题新、内容独特、学术价值高、制作精美，所以很多项目得到了国家资金的支持，很多图书获得了学界的认可和赞赏，有的还作为国礼由李克强总理送给外国学术机构，我们这个西北小社也渐渐有了些影响。

记者：请谈谈在选题开发、培育作者资源方面您的一些经验。
管卫中：我们的出版思路决定了一条路：跟西北学界展开密切合作。我们的编辑，学者型的居多，跟西北学界联系密切。有些选题是直接把人家多年的研究成果拿过来出版，有些选题是我们策划，约请最有实力的学者团队编写。有些民族文字图书需要翻译，我们也注意组织一支强大的翻译队伍。总之是把学者、编辑两支队伍的优势组合起来，完成高水平的产品。我们跟人家合作的信条就是四个字：抱朴守诚。

记者：目前整个社会都很浮躁，出版界也不乏急功近利者，作为一个出版人，您的心态如何？对此有什么建议？
管卫中：我有一个比喻，出版社好比是栽果树，你栽上一棵好品种的果树，它两三年内不结果子，没关系，慢慢培育，让它慢慢长；等它开始结果子了，你就有收益了，而且是年年收果子。你的任务就是耐住性子年年栽果树，结果子的树会越来越多，直到形成一大片果园，那时候你还急什么？你还是优哉游哉栽果树。好的出版家就是好果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