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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活字”书系|柏原专场 ——重读柏原及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二)

2016年8月26日() | 打印内容 打印内容

时间  
    2016.7.10
地点  
    兰州苏木素书咖
现场嘉宾
     柏原,小说家,原甘肃作协副主席。
    管卫中,文学评论家,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
    张存学,小说家,甘肃文艺主编。
    弋舟,小说家,甘肃小说八骏之一。
    向春,小说家,甘肃小说八骏之一。
    原彦平,甘肃文化出版社副总编。

  “活字”书系不断增补新书目,不断完善着书系结构。
  我们以文学沙龙的形式,把专业读者、文学评论家以及该书系的每一位作者联系起来,分场次围绕“活字”书系的单册作品和作者,聊一聊文学的过往、现实和未来,关怀文学的走向,关注文学的本质,重拾文学对每个人精神的塑成。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发现文学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第一场“活字”书系文学沙龙围绕柏原老师《我的黄土高原》说开,从该书的选篇和编排,回顾了柏原老师创作的缘起、路径,看到了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政策,并从文本叙述中思考着乡土文学的流变等问题。

发布的为沙龙录音稿精华节选(2),后期更新。

弋舟:
如果把柏原老师的作品按时间纵向打量,他的创作脉络差不多就可以看成是半部文学史的脉络,尤其是指所谓的新时期以来,他在创作方向上的转变,甚至经常会被一些大的文化、文学思潮裹挟着在走。这肯定避免不了,作家身处写作创作的语境中。从前期写城市的东西紧跟着到寻根文化上来以后,终于找着了自己的一个方式,其后可能又有动摇,现代派的东西大量涌进。柏原老师应该比贾平凹、莫言还要早一点,这一批作家具有农村经验,到今天莫言、贾平凹成果斐然,柏原老师基本停笔了。
《我的黄土高原》这本集子做得特别好的一个是,每篇后面都有发表年、刊物转载、获奖情况等信息。这本集子,我感觉可能喜欢阅读的人不会多,但是恰恰是真正对小说艺术本身,姑且说是稍微专业一些的人,可能会格外认真地去读。柏原代表了短篇小说的范本,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基本脉流、方向应该有大致的了解,观察前辈是怎么写的,写到今天文学的这个程度,这个集子应该有此作用,对新时期的小说史会有一个捕捉。
我翻了一下,还没有完全看完,柏原老师写了100多篇短篇小说,这个数量是惊人的。现在短篇小说写得多一点儿的是范小青、刘庆邦,范小青也就写了大概120多篇,这都是短篇小说写得比较多的人,能写到这个量的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我上次还和葛飞聊天,(他的)中短篇合起来不到40来篇。当然和契诃夫这样的作家不太好比,一个中国作家一生写100个短篇、中篇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意义上,柏原老师也的确是一个勤奋的作家。这100篇,他自己肯定都有些是否定的,都不愿意再提的,但是如果100多篇都能看到,就可以看出一个作家这一生的写作经历,他是怎么摸索和反复调整,最后形成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可能是相对满意的,还可以立得住的。我看看今天我们说起柏原老师,明天就是《喊会》,我看这个获奖还真是有道理,确实是好东西,所以我们有时不要太非议获奖作品,一个作家在全国范围内获奖的作品,一定有它的道理,《喊会》是88年的作品,后来我又看2000年的、2010年的。

管卫中:
我给你补充一个简单情况。就是80年代,甘肃作家发表作品有这么一个标准,基本上冲不出潼关,顶多发表到《延河》上。当时的作家,如果能闯出潼关,那就算成功;他(柏原)不止闯出潼关,是全国性的作家。

弋舟:
《喊会》这篇小说也不长,希望大家抽空读一下,真是写得非常好。从短篇小说艺术本身来说,它是几近完美的一篇小说,从语言到整个腔调。这类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给中国读者看,本身语言就决定了,大量的方言,非常地道非常好。但是方言转化成书面语言、小说语言以后也非常好。这类小说其来有自,像汪曾祺、阿城的小说,具有中国范式,有中国小说独特的美感在里头,《喊会》几乎没有什么故事,短篇小说可能也有这个优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柏原老师也是一个短篇小说型的作家。

柏原:
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短篇小说构思的惯性,就是你把中篇的题材给我,我会把它想着想着想成短篇去。

弋舟:
那就又回到刚才为什么会和贾平凹、莫言相较,他们俩还能一直写下去,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柏原老师其实是不太善于写故事和传奇的,但是这个东西天然会好看。这里面没有能力高低的问题,就是个人气质、个人禀赋决定了作家的类型。《喊会》放到现在也是好小说,就像邵(振国)老师的《麦客》,我最近又重读了,还是很好。我觉得有时候跟时代贴得太紧,确实小说反映现实这种自觉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这批作家格外强烈,比如反映改革开放以后的景致,农村土地承包,当然这是小说本来非常重要的义务,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太强化。比如《瘪沟》在故事上都不太容易成立,一个富商就想借这个女的再多生一个孩子,这个意愿当然可能会存在,但会不会这么直接地去转述?而且柏原老师是一个不邪恶的作家,像《瘪沟》里头那个包工头的处理我可能就会相对复杂一些,但是这个人也很善良,但是处理这个……有时候你看为什么说小说是最可信的历史,有时候我们读历史不如读当时的小说,可能会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况。比如《瘪沟》反映了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当年经济突然活跃起来的农村的变化。《喊会》它也是土地承包以后,村长的权威不如以往了,但是它更藏得住。我感觉《喊会》更好,包括我感觉流行语言的使用,我能体会到柏原老师在始终也是想与时俱进的心情,新的事物想把它尽快转化为写作资源。我们每个作家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可能更感同身受。《瘪沟》里的语言就不如《喊会》转化得地道,不太像一个农村女的在说话,包括那个老板把那个女的一会儿称“小姐”一会儿称什么,这都是新鲜的事物新鲜的称呼,包括那个女的说什么“给嫂子”要说成“给你太太买匹布吧”,一个农村妇女会不会格外地使用“太太”这个词?这个语境下会这样称呼吗?可能你(柏原)想通过这样的东西来描述当时社会的便使用“太太”这个词?可能你是想通过这样的称呼来描述当时社会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有点“硬”。是我觉得太急于把社会的骤变反映在一个短篇小说里头,但其实往往在巨变的时候,乡村的改变还是死水微澜,《喊会》就有这个意思,农村可能还和一千年、两千年之前一样,整个人的表述方式其实没有那么剧烈的。我们现在也去农村,就是这种感觉。那么看最后一篇《王上游与朱立英》,这已经是一〇年(2010年)的作品了,基本上不写了,偶一为之,这时候可能从作家的心情上看,作家更自由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还觉得有点儿悲凉,好像和今天的整个文学无关了,我也就是写一写,但是的确也不是你也不是别人了。所以如果柏原老师当时就是坚定《喊会》这样的东西,没有问题,我觉得你今天还依然可以写,这么隽永的东西,人生履历也够,对于整个所谓中国文化的翻检,创作经验也够了,像这样不着痕迹的东西,可能会越写越高级。为什么像《喊会》这样的作品在全国被叫好,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文学就是在不断的调整,刚才你说了莫言、贾平凹从理论上讲乡土题材的小说已趋近死亡,这可能也是文学现实,因为整个国情在发生变化,首先农村在大面积消失,有农村经验、对农村经验依然有兴趣的读者也在减少。管老师刚才说的84年整个文化的兴起,寻根小说,可能今天又会螺旋式上升,这股潮流可能又会回来,包括格非这样的作家今天又重新在传统文化中找资源,看《金瓶梅》啊。

管卫中:
像《白鹿原》,也受到宗族文化的影响。

弋舟:
对。所以说为什么最后把《白鹿原》放在了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就是因为它把当时综合的文学思考、文学训练、文学经验,包括突然间来自西方的大量的文学影响很好地组织在一个作品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柏原老师你应该还是可以写,只写短篇,当然不是把它当成任务了。作为一个晚辈,我在猜测,您可能在相当一个时刻自信有所丧失,有时候一个作家的自信特别重要,他不断调整不断摇摆,一是我们善于学习,二是可能是自己内心的文学自觉还不够坚定。文学现场有时就是这么残酷,一拨一拨的人上来了,我们就会观察,这一拨人写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也学着弄一点儿。这个就是不断的变化,那风险是有的。所以,柏原老师写城市那些、工厂那些就和这个现象有关。

柏原:
我想过再返回写工厂,后来就写不下去了。一个是重新进入生活以后呢,还是找不到那种文化的归属感,就是说,我在工厂写些啥,我在工厂待了十八年,我顺便给你们说,你们现在看那个“红柳”,我最早弄的产品就是在“红柳”飞机头上装的那个雷达。就是写不出来,我感觉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太薄了,中国的工业怎么和写作连起来,没有开窍,浮在面上写着呢。工厂的写了三十来篇。

弋舟:
那其实你的写作资源也特别多,一个作家对自己思想能力的强调,我觉得我们这几个写小说的都得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像你这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其实是不缺乏写作资源的,像你刚才说的“红柳”飞机这一段,这就是你独特占有的写作资源,为什么不能转化成作品?比如从你刚才说“科技太薄弱”这个,那你甚至就可以从批判的角度进去,进入批判的角度也有很多,反讽的、调侃的、黑色幽默的,都可以去处理这样的题材。像《喊会》这样的东西,它甚至不太会需要琢磨这些事情,把一种中国文化的本身的那种风貌,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样式,有一个很好的转述,它就构成了小说。那里面其实不太需要思考,那它也自有其美,那这样的小说,像汪曾祺就一直在写这样的小说,那就是要甄别自己,我是写哪类小说的,思想能力够不够写其他类的小说,这也是没高下,就是我个人的审美更趋近于哪一方面。其实今天就陇东我也经常去,我觉得风貌的东西写一系列短篇你依然还是没有问题,还没有天翻地覆到……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依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就我那天跟谁聊过,我们的中国小说的确放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这也是不说好坏,就说现象,的确和西方小说不太一样,也的确是专门成了一个品类,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迹象。所以我们老拿我们这样一个品类去跟它去效仿也罢,跟它去比较高下也罢,有时候可能就会产生误判。实际上小说艺术我们这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是被大量的西方的基本的文学范式、文学理论在判断着。当然我们今天说文化自信,这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中国人的小说就是有这样一类小说的存在,可能有一度我们觉得这样的小说不吃香,不被看好,或者劲儿过去了,这个时候就动摇了。而且你这类小说就是像我这样的小说家是写不了的,可能在某种意义,我写的小说,柏原老师也写不了,所以这里面不比高下,有时候我们可能过度夸大了文学标准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这样可能会把差异性拉齐,“这样的是好小说,那样的不是好小说”。实际上今天我作为晚辈写小说,我也写了不短时间了,我再翻柏原老师的作品,还依然有大量的教育在里头,还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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