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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柏原

2016年8月26日() | 打印内容 打印内容

  时光流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甘肃文坛上的一批小说家如柏原、邵振国、王家达、景风、雷建政……等,除了邵振国仍在继续创作以外,大多数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大浪淘沙,谁是留在沙滩上的珍珠呢?
  我首先想起了柏原(点击此处回顾“活字”书系|柏原专场文学沙龙现场)。重读他的小说,有种久违了的亲切感。感觉他是从陇东黄土塬上随意地铲起一铲铲黄土,当做颜料抹入小说艺术的画框里,形成一座座黄土梁峁、一张张黄色的脸。他选取的题材具有平常性,举凡村民们开会、修庄窠、偷洋芋、谝闲传、骗娶媳妇、打狼、用毛驴驮水、给牲口看病……之类的日常生活情景,纷纷摄入了他的小说镜头。他用这些画面和人物构筑出来的陇东乡土生活画面,的确是原汁原味的。但我产生一个疑问,这么平常的题材,写出小说来,岂不是太平淡了?最让人担惊的是,他的名篇《喊会》(点击此处有《喊会》全文)《大窑》,居然写的是村民开会——开会能讲出什么故事?能写出什么花儿来?读者如何会有兴趣读下去?须知,对小说家来说,选取有戏剧性的题材,是一种基本经验,是一条比较容易走的传统写作路径。而柏原显然是避开了这条大马路,选择了一条极可能写不下去、写出来也可能极不起眼的蜀道去走。
  从中可以看出,他秉持的是平常而高度逼真的写实原则。
  再细看,他写日常琐事的真实目的,其实并不是要把村里的琐碎事情讲给天下人听——如果他说的村民开会、挖墙这类事情果真毫无意思,那谁会有兴趣听他唠叨呢?他的小说也就因平淡而失败了。青年小说家弋舟就说,写小说主要靠的不是生活经验,而是作家的“能力”。不然,为什么最熟悉乡土生活的作者,反而写不出优秀的乡土小说呢?这一问有点意思。柏原作为写作老手,自然懂得小说得有魂。他的材料其实不是随意捻来的。细细回味,他讲述的这些乡村琐事,每一件背后都有耐人琢磨的后味。看似平常,但内里自有棱角。譬如《挖墙》《奔袭》《喊会》,透露出的是农民们的种种不合法行为背后的委屈,装聋作哑、玩心计软磨拖延背后的消极抵抗心理。从象征意义上理解,也可以说这些小说隐含了改革弊病的繁难复杂性。与擅于描写农民的许多名家相比,柏原似乎对陇东农民的狡黠心理格外关注,许多小说都精细地刻画了农民们表面懵懂、内心狡黠的状态,最精彩的例子莫如《背耳子看山》。背耳子和二杆子队长之间的相互算计、斗智令人哑然失笑,但一想到饥饿的背景,又笑不出来。这些小说的味道都有些复杂,难以一言概括之。从中可以体会到,柏原是有鹰一样的眼力的,他能从琐小中看出大,从平常事情中看出不寻常的意味来。这也就是弋舟说的“能力”之一。柏原的另一种专业“能力”,是他构思短篇小说情节结构、强调文眼、化用乡土语言、暗示的能力。《背耳子看山》开篇看似写得漫不经心,随意说开去,但看完小说才知道,这是一篇构思极为精密的小说,特别是队长“贼日的”这句村骂,大有深意,笼罩全篇;而背耳子挪动洋芋地里那块做标记的石头,也是一个支撑全篇的关键细节。又如《挖墙》的扭结在于,一堵土墙,怎么挖,就是挖不了;《喊会》的文眼在于农民们在特定的背景下再也不肯听招呼,但最终还是听招呼了。《天桥崾岘》描写一个俏丽的瞎眼姑娘在崾岘上永远痴痴地等待学生娃、而学生娃压根就没有在意过她,瞎眼姑娘心底的爱情憧憬最终残酷破灭,只能嫁了别人,开始了所有的农村女人辛苦恣睢的一生。故事新鲜,基调伤感,令人动容。柏原在借乡村小事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时,动用了小说家的各种技术手段,却毫不显山露水。这就是老作家的功力了。
  柏原记录的是上世纪某些年代陇东农村的事情,那个年代已经逝去,如今的农村已不复当年模样,他的小说便成了一方百姓的生活档案,一群农民的精神秘史,一个民族的部分记忆。这一点,任何社会学著作都无可比拟。他的写实小说的价值之一就在此。
  柏原像黄土塬一样本色的小说给人的贫瘠感、荒远感、苦涩感乃至苦笑感,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真正的中国故事。那么,将陈忠实、李锐、李佩甫、柏原这一代作家的小说与十多年后汗牛充栋的当今小说相比,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小说之河在顺势流动中,增添了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
  在我看来,文学从来都不是简单地按照进化论的模式向前推进的,而很可能是像河流一样有涌进也有曲折;不是后来的文学水准一定超过前代文学,后起的作家一定比前代作家优秀;也不是走红的作家就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家,不太被重视的作家就不具备雄厚的实力;对具体作家来说,尤其是这样。我的观察印象是,如今小说这条河的流量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优秀的小说还是有,但这条河流整体上已经由浊变清,一些东西被有意忽略掉了,回避开了,纸上的黄河不再是黄河水的真味道。小说整体上变得植株稠密而穗头不大、颗粒不太饱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观察当今已是以青年作家为主力的作家队伍,大约有两种情况。一类作家是技术型作家。这类小说家的致命弱点是缺少特定阶层或地域、行业的生活经验积蓄,因为缺少丰富的生活经验,苦于没有多少真感受,所以他们至少在口头上比较轻视生活经验,他们的长处是很会编故事,通晓流行的叙述方式,语言功夫老到,句子干净鲜活,手艺很好。他们写小说主要依靠主观想象虚构,而小说总得要把虚构的事情写得像真事,其缺少生活经验、写实不实的毛病也就不时显露出来。这一点与柏原们很不一样。小说当然可以而且应该想象,何况小说中还有纯写意的一类小说,意象更不必与生活物象一一对应,但问题的实质在于这样虚构出来的故事往往是比较空洞的,意味是寡淡的。一句话,写小说不必实有其事,但作家的真感受却是不可或缺的,躲在暖屋里隔着玻璃推想风雪的寒冷感,与真的在屋外冻过一夜,感受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类作家是自然写作者。他们泡在生活里,有一定的个人经历,但还缺少勘透生活现象的那份见识、眼力,他们误以为小说无非就是对自身经历或身边故事的叙述,对事物的细细描述。他们很在意创作量,于是不加审视和精挑细选,有啥写啥,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写到纸上的就是作品,小说讲述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就真的只剩下鸡毛蒜皮本身那点意思。从中也许可以窥见,与柏原这一代小说家相比,年轻的小说家们或者缺乏丰富、鲜活的生活经验,深刻独到的感受,或者缺乏日积月累起来的见识,或者小说技能还不够纯熟,总之是还缺乏诸种因素综合形成的功力。对此,作家们各自都需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
  这时候重读柏原们,对我们一起反思小说,看清现在的小说品相、缺陷、流向,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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