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出版界人士认为，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是病根所在。“出版社每年对出版图书有品种数量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编辑的发稿定额是一年几十万字，现在要求一年发几百万字，有的人甚至可以发到上千万字，并因此受到奖励。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出版社的领导说，利润和码洋每年都要实现两位数增长。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出版周期短，审校环节也相应较短或者缺失，质量难以保证。”出版人、辞书编纂专家周明鉴指出。 　　

　　编辑门槛变低也是重要原因。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郏宗培说，例如，一个长篇小说编辑的成长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十几年的时间。他自己就是历经见习编辑、助理编辑、编辑等过程一步步走过来的，“可现在许多图书编辑一上马就干，不出问题才怪。”出版社不问“出身”、不讲专业分工也是错误不断问世的诱因。郏宗培说：“过去，文学书只有10家专业出版社在出，现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80％至90％都在分这一杯羹，没有专业的编辑，看不出错误你能拿他怎么办？” 　　

　　此外，据了解，出版社每年的书号都是利润指标，如果出版社找不到好的选题，就可能出不了书，不能完成利润指标，所以不如和一些书商合作，甚至把书号卖给书商，很快就完成了利润指标，而这样质量审核就很难达标了。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都对图书抽查审核，但是抽查内容主要是文字错误率、印刷质量以及政治、宗教、民族等问题，与内容的科学性并无太大关系。但实际上，即便发现这些图书有质量问题，也很难按规定下架收回。现在图书品种越来越多，出版行业市场化、企业化带来的低标准，让行业规定的执行力度也越来越弱。 　　

　　建立召回制度 加强资质审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人大社通过微博等方式与读者交流，将读者指出的错别字或者翻译等需要商榷的地方反馈给编辑，对于印装有问题的图书也会及时更换，出错的图书再版时会纠正错误或者附加勘误表，这也是出版社面对图书错误的普遍做法。对于召回，很多出版社表示，一般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敏感问题上出现错误或印制过差才会考虑。记者在采访中也遇到有些出版社并不愿多谈图书出错的现象，认为这是一件“很伤自尊”的话题。 　　

　　据悉，2004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召回存在装订缺陷的《俄汉——汉俄袖珍词典》是国内首次召回。尽管从2005年起正式实施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指出，“经检查属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万分之五以下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改正重印后可以继续发行；差错率在万分之五以上的，出版单位必须自检查结果公布之日起30天内全部收回。”但是，国内主动召回图书的事例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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