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定出于王、张、史对大形势的判断。对于朝廷来说，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建立统治机构意味着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扩大。对于商人来说，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数十万人口的生计，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市场在自己眼前铺展开来！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经济封锁，造成喀尔喀草原物资极度匮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给商业带来机遇。这机遇可以用千载难逢来形容！这是一片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在许多地方，生活必需品甚至没有价格的概念。牧民须臾不可缺少的茶叶、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商人想定什么价就是什么价。商人们以物易物，一盒火柴可以从牧民手里换取一只羊，一把菜刀可以换得一头牛。就是这样的市场。大盛魁的创始人掌握了先机。他们的买卖由军队而政府，由政府而地方而牧民。当地有一百四十个和硕，和硕也就是旗，相当于内地的县。

    大盛魁开始了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过程。

    自然少不了竞争。数以万计的商人同时展开自己的买卖，都想争取更多的客户，大盛魁牢牢地抓住军队和官府。

    不久，大盛魁在科布多设立分号，其后又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设立第二个分号。这两个分号只是它的重要分庄，大盛魁商号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从单纯为清朝军政服务到也为草原牧民服务，大盛魁的业务大大扩展了。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地区的税收也包给了大盛魁。

    1803年（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业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受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来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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