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出版不易，发行更有故事。这部书初版印刷3000套，其中1000套留在上海，分发给预订读者和零售，还有部分以小型包裹形式分寄武汉、重庆。由于此时上海已经沦入敌手，故此其余的2000套分装为20个大木箱，通过轮船发往广州，以转运至内地销售。为了使《资本论》出版后能尽快运送到内地，黄洛峰预作安排，调万国钧到广州建立了分社，以便《资本论》运到广州后，由这里分发到各地，同时也借机为读书出版社在南方的发展建立一个根据地。尽管安排得很周密，但是战局发展瞬息万变，不久广州沦陷，兵荒马乱中，20大箱《资本论》在广州未及运上岸便全部沉入海底。得知这一消息，人在重庆的黄洛峰痛惜之余，当即电告在上海的郑易里，急速再赶印2000套。2000套印出来以后，分批通过湛江陆续发往内地。为了确保安全，郑易里还特派专人押运。但书到了湛江，又被扣留。负责押运的张汉清向重庆告急，黄洛峰通过史良疏通，才得以令法国人放行，运到当时尚未沦陷的桂林，再由桂林分发到重庆及各分社。所以当年在国统区，能得到一套《资本论》是十分不容易的。

    重温《资本论》出版与发行的历史，我们要向前辈们学习太多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以下几点。

    首先，出版人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始终坚持弘扬、传播进步文化，把向读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作为自己的最高责任。以邹韬奋先生为代表的三联前辈们，明确提出出版工作是“力谋改造社会”，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读物，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成为进步出版事业的堡垒。读书出版社成立伊始，便迭遭打击，经济困难，但当他们知道有人全文翻译《资本论》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出版，哪怕他们此时只有几千元资本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均体现出了捍卫真理、追求真理的努力，即使在今天，这些出版物仍体现出不容置疑的开启山林的伟大意义。

    其次，为了实现出版理想，敢于担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了事业，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早期的读书出版社只有十几个成员，经营环境恶劣，然而，就是在那么两间小房子里，诞生出最伟大的出版物。为了《资本论》的发行，读书出版社的成员冒着危险，亲自押运送货。不仅如此，在抗战的炮火中，他们还出版了一大批进步出版物，以及《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学校》《战线》《大家看》《认识月刊》等杂志。战争年代，百业萧条，三家书店为了发展事业，把书店开到了70多个城市，以自身微薄的力量，同国民党的官办书店竞争，经常店被查封，人遭逮捕。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抗争，力谋发展，不断壮大革命出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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