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儒僴，1925年出生于四川新津。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来到莫高窟，在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石窟的保护和艺术研究。曾任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本书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章，分别为《初踏敦煌：大漠深处的召唤》《古韵新篇：莫高窟的新生之路》《守护记忆：石窟保护的峥嵘岁月》《大漠赤子：我们都是莫高人》，从不同角度抒写了孙儒僴从求学问道、踏上敦煌之路，直至将一生交付敦煌的心路历程。

孙儒僴自20世纪40年代起扎根敦煌，长期从事壁画保护与洞窟维修加固工程。全书收录文章二十余篇，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对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洞窟病害、园林绿化、壁画保护、塑像回归与迁移等进行了重点叙述，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作者深情追忆了参与莫高窟保护工程的窦占彪、吴兴善，及牺牲在莫高窟的雕塑家李仁章等人的生平事迹，通过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生动诠释了“莫高精神”的丰富内涵。

千里迢迢赴敦煌

我是四川成都人。1947 年，我们一行四人从成都出发远赴敦煌莫高窟工作。那时从成都到敦煌有两千多公里，交通困难，路途坎坷，历经一个多月才到达敦煌。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人员不多，全部员工不到 30 人。比我们早一年到敦煌的还有两位四川人，一位是段文杰，另一位是范文藻。加上在我们来敦煌之前不久离开的凌春德，以及比我们稍晚来的史苇湘和周星祥，一共有九位来自四川。到 1949 年 9 月，还有五位四川人继续留在敦煌工作。

七十多年过去了，为敦煌工作一生的四位四川籍先生先后辞世了，现在我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不已。几十年的奋斗、几十年的风雨、几十年的成就一时无法说清，这里我只回忆当年如何走向敦煌之路。

找个借口去敦煌

1946 年冬，我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毕业。第二年年初在成都润记营造厂当技术员，四月份又被调到重庆总厂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百废待兴，建筑行业十分兴旺。重庆的七月正是炎热的季节。正在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成都的女朋友发来电报，告诉我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招聘一个学建筑的工作人员。我对敦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上学时从老师的讲课中知道敦煌后，一直很向往。于是我借着要回成都完婚（当时我 22 岁）的理由，经理也深信不疑，很痛快地准了我半月假期。记得那时在重庆两路口汽车站临行时，有同学范志宣和李其琼来送行。

匆匆返回成都，一是了解去敦煌的有关事项，再就是看望妈妈和交往不久的女同学罗丽舒，并征求她们的意见。我到重庆工作是第一次离家远行，现在竟然要跋涉几千里到大西北的敦煌去工作，事情太突然，家人有点担心是自然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当时还十分幼稚，带着一种向往的憧憬决定了敦煌之行。出发前的几天，每天都和女朋友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我至今还记得电影的名字叫《芦花翻白燕子飞》。事后我送她回学校，走到学校附近的草地上相依坐着。我们在一起说了些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她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你可能会像芦花翻白时的燕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