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我就踏上了去敦煌的路，和我同时应聘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还有黄文馥、欧阳琳和薛德嘉三位女同学，她们都是应用艺术科的应届毕业生，虽然与我不是同科系的，但都比较熟悉，能够结伴同行倒是愉快的事。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从成都到敦煌的路程相当遥远。我们四人都没有出过远门，好在薛德嘉的家里在四川邮政总局有熟悉的人，可以买到川陕公路的邮政车票，车沿川陕公路途经四川的新都、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广元，在陕西境内经褒城、宁强到双石铺转宝鸡，再到甘肃天水。

经过一番商量和准备之后，我们一行四人于 1947 年 7 月 31日终于踏上了去敦煌的旅程。那天早晨，我们在成都暑袜北街邮政总局门前上车，有家人和亲戚朋友前来送行，其中还有李承仙。当汽车开动前，她大声说 ：“敦煌见！”我们以为她是说着玩的，后来到了敦煌才知道，李承仙与常书鸿先生早已有了婚约，只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罢了。

我们所乘的邮政汽车是一辆美国造的小道奇，进口的时间不长，车还是新的，是专门运送邮件的，车子上面加盖了篷布，前后是敞开的。因为邮件比较轻，不够吨位可以附带拉几个人以增加收入。我们上车前已经装了很多邮袋，横七竖八的，我们上车以后大家把邮袋稍加整理，各人把自己的行李安顿好，这就是自己的座位。车上除了我们四名同学之外，还有两位国民党的军官及其家属，一共八九个人。

车行驶在川陕公路上，田原风光尽收眼底。我第一次走出成都，好奇地欣赏着快速移动的风景。晚上抵梓潼县。因为薛德嘉是梓潼人，当晚就住在她家中，并受到很好的招待。

这是我敦煌之行的第一个夜晚，虽经一天的颠簸有些疲倦，但思绪万千一时难以入睡。想到临行前，母亲为我收拾行李，真切感受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含义。我给母亲说 ：“我去那里工作两年就回来。”我还想到当时正交往的一位音乐科的女同学。对于千里之外的敦煌，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当然我也没想到这次敦煌之行，竟成为我人生的巨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