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7年，马通生于甘肃张家川一个经营皮货的富商之家。5岁入学校读书习字，也常去清真寺学习阿文。小学毕业后，决心去秦安县的中学读书。1942年中学毕业，只身赴兰州，考入甘肃政法学院附中。1946年7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1946年4月，西安解放，还未毕业的马通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参加工作。11月，受派赴甘肃进行社会调查。1950年5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不久便随委员会迁兰州。1951年初，他被调至甘肃省民委，成为时任甘肃省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民委副主任马青年的秘书，后又随马青年到临夏地委工作。工作之余，他延续着大学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着意于民族、宗教问题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并撰写了三四万字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提纲，自此在学术田地经之营之，孜孜矻矻，六十余年。 
    2000年，马通73岁，撰写了《古稀回顾》一文，简要回顾了他的学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他在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些论著中，专著、论文集、志书、辞书，均已出版，有的甚至三版、四版，但五十余篇论文却从未结集。十年后，他终于腾出时间，编集了这部文集。因他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是临夏、兰州，古为边徼之地，为了纪念，便取名为《边塞纪事》。 
    这部集子，虽以“边塞纪事”为名，但所述不限“边塞”，而文体也不仅仅是“纪事”，所收四十八篇文章中，既有撰写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也有怀人、纪事、纪行、会议发言等散文、杂著，还有两篇序文。依照主题，他将之大致分为三类：“民族问题”，“宗教思想”，“历史人物”。这样的分类，仅仅是大略；这样的书名，仅仅是一种泛称，表达的或许是他感念过往、心系乡土的一种心绪。

三

    回族史的研究虽然早在清代已由顾炎武、钱大昕等人开其先声，但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还是相对晚近的事。20世纪20年代以降，回族史学进入一个全面创基的时代，陈汉章、陈垣、金吉堂、傅统先、马以愚、白寿彝等，先后注目这一领域，富有论著，尤以白寿彝先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工作”^[5]。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众多学者沉浸其间，著述纷然涌现，成就斐然。这是一个在回族史研究基础上，开拓新的学术疆土，奠基回族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很多学人为回族学的开创、发展、繁荣贡献了他们的热血和青春，我们可以列出一个不完全的著名序列：白寿彝、杨志玖、冯增烈、马通、马寿千、李松茂、林松、金宜久、杨怀中、杨大业、马启成、余振贵等。在这个序列中，马通因其对西北回族和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如果仔细梳理马通迄今为止的著述年表，不难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论著撰写或发表的时间，是在1981年以后。有些问题虽然萌生久远，比如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思考，但真正结出果实，则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最早出版于1983年；而他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最早发表于1981年，就是本书收录的《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 
    1981年是什么时候？那时冻地初解，惊魂甫定，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刚刚恢复，他是这个研究所在“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人员之一。 
    再往前推三年，是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宗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提出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世界宗教的历史进行认真研究，写出观点正确、详细占有材料的佛教史、基督教史和伊斯兰教史”。对他来说，这不啻一个喜讯。^[6] 
    再往前推两年，是1976年，他刚刚恢复工作，工作作关系虽然还在临夏，但已到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工作。 
    再往前推，则是犹如一场噩梦的十年“文革”。 
    可以说，直到那时候，即20世纪80年代，马通才获得了学术生命的新生，“学者马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自此之后，文章如细雨，绵密无尽，未尝稍歇。本书所收全部论文，就撰写或发表于1981年至2007年的二十六年间。 
    二十六年，四十八篇，仅以数量而论，委实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二十六年，也是他七部专著、七部论文集和资料集、两部志书的撰写、编辑、增订、出版的时间，是三部辞书词条的撰写时间，也是参与、组织、主持全国几次回族史学术讨论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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