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考验

　　我同巍峙同志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段时间还同住在文化部203大院的一个楼里，但真正在工作上有接触，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他把我从教育司借调到大会负责简报编写工作（分两种，供各代表团、观摩团交流情况的“大简报”与直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的“小简报”《情况汇报》）。在6月28日第8期“小简报”上报道现代戏创作与演出曾时兴时衰出现反复的原因时，列举了浙江观摩团在讨论中谈道：“现代戏所以出现反复，是因为小看大，下看上，浙江看上海，看北京”；在杭州“有时招待内宾，甚至叫我们演出《五花洞》《活捉张三郎》，而现代戏却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我们方向模糊了。”粉碎“四人帮”后查明，1962年6月下旬，江青在杭州住汪庄时多次点戏，由负责警卫的浙江公安部门通过文化部门安排京剧团演出，被她点的戏就有当时禁演的《五花洞》《四郎探母》等。我们在1962年会演编稿时，只是按发言内容反映了情况，并不了解浙江观摩团发言者所言内情，而且还引出不同意见的发言：“有的领导看某些坏戏，是为了调查研究，所以只是内部观摩演出，这和对外公演，要有区分。”

　　这期“小简报”送出后，首先引起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注意，他批示要对这期“小简报”反映的事“逐一查清”。江青（时有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顾问头衔，并出席大会领导小组会议，观摩一些场次的演出）阅后认为这是“小简报”造她的谣，严令中宣部要周巍峙予以澄清和检查。“文革”当中，江青更是说陆定一伙同周巍峙对她进行政治陷害，还公开指使浙江造反派批斗当年为她安排演出的浙江文化、公安部门的相关人员，有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含冤而死。对巍峙同志的审查批斗，从北京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持续8年之久，直至1975年被“解放”为止。这期间，不仅是强迫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要对你日夜折磨，遭受“皮肉之苦”。

　　“小简报”事件，对巍峙同志来说，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磨炼，而留给人们的却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巍峙同志在人们高举“革命旗号”的极大压力下，也违心地作过多次检查，但他对强迫他承认伙同陆定一陷害江青这一关键情节，却始终以“自我检查”的名义对事情的真相认真地做出解释。应当说，这在当时，是做到坚持原则、保护自己的一种最佳选择了。“小简报”是在编好后送他审稿的，如果简报组未将内宾在浙江看戏一事编入，这后来的横祸也不会降临了，但他只检查自己，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把我这个简报组组长牵扯进去，使我幸运地在“小简报”事件上“安全过关”。“文革”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对“文革”中批斗过他的干部群众，只要不是有野心，不是紧跟“四人帮”干坏事犯了罪的，他都能够谅解。这也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巍峙同志及其全家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比许多处于逆境的同志都更惨重，但他心胸宽阔，目光远大，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上篇：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