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始编纂，2009年出齐的“十大集成”志书，共450册、4.5亿字，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10个门类，每一门类都按省分卷，全面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戏曲、曲艺、音乐、舞蹈和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是对我国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在抢救与保护方面规模最大、质量最好、最有代表性的出版工程。


　　诚然，“十大集成”是多部门、多地区共同协作参与，数以10万余人踏遍高山、草原、密林、边陲，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记录、整理而集其大成的。然而，从始至终，一以贯之，直至大功告成，更靠巍峙同志的谋划、操劳与奉献。我翻阅了收在《周巍峙文集》中专门指导“十大集成”工作的23篇文稿，对制订与调整编选规划、确定编选原则与分地分卷指导、组织力量与协调各方、争取经费保障与改善编选条件、审查定稿与安排出版等，都有详尽反复的论述，而各篇论述都围绕一个总的目标，就是保证这项被誉为“建造民族民间文化万里长城”的宏伟工程的高质量，切实防止某一城区、某一角落出现“倒塌”。特别是当编纂工作出现“没有预想到的复杂情况和严重困难”，他又从文化部代部长、第一副部长任上退下来之后，仍然为“十大集成”到处奔走呼号，亲自赴中央有关部门协调，亲自跑财政部协调经费，亲自到有关省市督办。经常陪伴他工作的，是一个二至三人的小班子，到后期，已被人们称为“老集成”了。我曾经对他表示我在任时对这套书做得太少了，而他总是以办成了什么事来体谅他的老部下。正是由于这些记忆涌上心头，我才在灵堂上高声喊出：“没有周巍峙，就没有十大集成！”


　　特殊考验


　　我同巍峙同志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段时间还同住在文化部203大院的一个楼里，但真正在工作上有接触，是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他把我从教育司借调到大会负责简报编写工作（分两种，供各代表团、观摩团交流情况的“大简报”与直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参阅的“小简报”《情况汇报》）。在6月28日第8期“小简报”上报道现代戏创作与演出曾时兴时衰出现反复的原因时，列举了浙江观摩团在讨论中谈道：“现代戏所以出现反复，是因为小看大，下看上，浙江看上海，看北京”；在杭州“有时招待内宾，甚至叫我们演出《五花洞》《活捉张三郎》，而现代戏却不能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我们方向模糊了。”粉碎“四人帮”后查明，1962年6月下旬，江青在杭州住汪庄时多次点戏，由负责警卫的浙江公安部门通过文化部门安排京剧团演出，被她点的戏就有当时禁演的《五花洞》《四郎探母》等。我们在1962年会演编稿时，只是按发言内容反映了情况，并不了解浙江观摩团发言者所言内情，而且还引出不同意见的发言：“有的领导看某些坏戏，是为了调查研究，所以只是内部观摩演出，这和对外公演，要有区分。”

上篇：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