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望归一

　　我读过关于巍峙同志的两部书。

　　一部是他80岁生日时，同辈与晚辈们评述他的思想和业绩的《众口说老周》，一大厚本，其中也有我的一篇。

　　一部是他90岁生日时出版的《年方九十——周巍峙文集》，收入1932年至2006年70余年的文稿，共5卷。我出席了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向他学习和祝贺。

　　巍峙同志对这两件事都有说法。对前者，他发言称“八十生日谈人生感悟”。对后者，他讲了两句话：“年方九十说历史不短”；“年方九十说自己还年轻，来日方长”。

　　我的读后体会，一时说不好，还是借助巍峙同志的一首《八十自嘲》（也是自谦）诗来表达可能更传神：“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60载，一个打杂工。”这60载，也可延伸为80载、90载，是人的一生之意。我看到的是：身居高位时全无官架子，创建伟业时总是显得很平凡，担任一把手时善于团结一班人，为他人当助手时甘心情愿承担琐事杂务。文艺界常因意见分歧发生内耗，而他却能同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保持联系，成为团结的稳定的使人放心的因素。1996年12月，在中国文联换届大会前夕，原拟任文联主席曹禺突然因病辞世。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周时间了，这时，从党中央到文艺家们都想到一个人，都推举巍峙同志出任主席一职，真是众望归一，达到了罕见的高度一致。我这个文艺界的局外人也被感召，在1996年12月21日写信给巍峙同志：“今日得知您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向您表示祝贺。80岁高龄担此重任，定能以您的威望和影响，增强整个文艺界的团结，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同时千万不要过于劳累，日常工作由专职班子管，抓抓大事就可以了。这是我——一个在关键时期得您的关怀与支持的人，向您提出的建议。”

　　巍峙同志不负众望，弹精竭虑，为广泛团结全国文艺界、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在祝贺信中提到巍峙同志在关键时期对我的关怀与支持，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他任文化部代部长以及其后的一段往事。1982年5月，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实行“五合一”，中央为文化部任命了新部长，巍峙同志由代部长、党组书记改任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大家都说他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名位得失。他关心干部，但从不对他关心过的人表露自己的关心。出版局归文化部领导后，1984年至1985年文化部酝酿增加领导成员，我被提名为副部长人选报中央审批。这期间，文化部按中央部署进行整党，党组分设两个领导小组分管整党工作和业务工作，我被指定参加分管业务工作的领导小组。对我的工作安排，是以朱穆之同志为班长的文化部党组集体的决定，也有文化部广大干部的支持（经过文化部系统干部无记名投票考核），但我从旁得知，巍峙同志是积极有力的支持者和推荐人。这时，我和巍峙同志的接触也比过去多了，但他从未向我透露过什么，一句半句都没有，当然我也没有为自己的工作向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10多年后，即1997年3月26日，这时巍峙同志和我都早已离开政府文化工作岗位，在我去看他顺便提起这件事时，他认真地说，如果那个时候私下对你说是我首先向穆之同志推荐你的，不就是没有组织原则了吗？我的老领导，就是这样关怀干部又讲原则，令我肃然起敬，铭记在心，终身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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